土地公益征收征用模式的构建
张 军 陈赞文
（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广东 佛山 528225）
摘要：由于我国土地公益征收征用的制度尚不规范和完善，导致了一些政府部门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谋商业利益之实，丧失了公益目的性，严重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建立一整套切实可行，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征收征用模式能使私人财产权的尊重与公共利益的增进达到和谐的统一。在政府部门的公益征收征用的操作上，积极引进如民众参与的听证制度、立法和司法机关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制度、公共利益认定委员会制度等多元化监督的表达模式对公权力的滥用加以制衡；完善公益征收征用的补偿模式，能进一步加强政府部门的权责统一性，进而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字：公共利益，征收征用模式，补偿模式
一、 公共利益的解读及界定标准
“公益”，即公共利益，是在法国1789年发表的《人权宣言》中第一次提出的，是指政府部门实施土地征收征用行为的法定原因。《物权法》通过后，社会上许多专家学者和民众纷纷对其中第42条的公共利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对其进行不同的解读，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公共利益的界定存在相当大的弹性空间，因此对公共利益进行本质分析是构建公权力限制模式首要解决的问题。
物权法起草专家梁慧星教授认为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极不清晰，对政府的土地征收征用行为不能发挥应有的限制效力，因此他在《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中建议对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模式采用更为明确的概括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教授却对《物权法》中公共利益的不具体界定表示肯定，他认为公共利益是一个弹性条款，在不同情况下有其特殊意义，法律不应对此作“一刀切”的规定 。郑州大学法学院的沈开举教授认为《物权法》中公共利益的概念应当与公众性共同利益的概念一致，并且应以公众利益为依托。他还特别指出社会的公民或是社会民间组织均有权利来维护和界定公共利益，不能让公共利益被政府部门所垄断，要加强社会主体的补充作用。
而社会民众对公共利益的理解较为表面，他们认为公共利益是社会所有公民利益的简单的叠加，只要某项利益符合社会大多数公民的利益需要，则可以认定为公共利益。但《物权法》中并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的界定和解释，使得公共利益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法律的强有力保护。民众还普遍认为政府部门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执行者，理应拥有公共利益的话语权，但并不等同政府可以垄断该权力。通过对专家学者和社会民众对公共利益解读比较，笔者认为双方在公共利益界定的看法上存在相对的一致性，均认为《物权法》中公共利益的概念具有不确定性，既有利亦有弊，但在实际操作中却给政府部门的征收征用权行使留出了较大的法律空子，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造成一种严重的威胁。因此，规范我国土地征收征用的制度和程序是最终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此问题解决之前，首先要弄清楚在土地征收征用中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应具备何种条件，只有在清晰明确了公共利益界定标准的前提下才能进一步设计和构建征收征用的相关模式，才能让公共利益真正成为公权力行使的限制。综合上述专家学者和民众对公共利益的解读，并结合所要构建的征收征用的模式特点，笔者认为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应具备以下四个特性。
第一、公共利益实现过程中的权力监督性。现时政府部门的征收征用权出现了的越权和滥用，故需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模式。除了加强对公共利益表达模式和补偿模式的建设外，还应对公权力的行使过程进行违宪审查、司法审查、或是上级部门的监督、专门监督等国家权力性监督，这是一种“以权力监督权力”的制约机制。第二、公共利益实现程序的合理合法性。财产权是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只有在法定的条件和程序下才可以基于公共利益的要求而依法对公民财产权进行克减或限制，因此公共利益的实现程序需要合法合理。无论公益征收征用的目的是如何的正当合法，一旦不通过正当程序而实施的，其产生的结果仍然是不正当，不合法的。第三、公共利益实施中的全民决策性。以公共利益为名实施的征收征用的行政措施，必须要在实现程序的合理合法基础上对公益征收征用等行为实施决策和执行全过程的公开透明，依法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听证权、陈述权、申辩权、参与决策权等民主权利，让行政相对人充分参与到公益征收征用的行政措施中。 第四、公共利益实现程序的合理补偿性。公权力追求公共利益而实施土地公益征收征用必然会造成公民权利的普遍牺牲或特别牺牲，我国《物权法》中明确规定因公共利益实施土地征收的，要给予利益受损方适当的补偿，这就体现了公共利益实现程序中的合理补偿性。
笔者认为只有同时具备以上四种界定标准的公共利益才能成为政府部门实施土地征收征用的理由，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部门所谓的因公共利益实施征收征用却频频出现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事件，究其原因在于缺失了一套具有极强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征收征用模式来对公权力进行全面的限制，但究竟是法律的缺失还是公权力的滥用导致这一模式的缺失？本文将对其进行实证分析。
二、 我国土地征收征用中公共利益表达模式的设计
世界各国的土地公益征收征用的程序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在对公共利益的表达模式上各国均有规定。例如加拿大联邦及安大略省土地征收法也对听证模式做出相关的规定，但同时还要求组建调查委员会对公益目的性进行调查并向征收批准机关提交报告，批准机关最后认定征收征用行为的公益目的性。法国的土地征收征用法律中规定只有最高法院才有权批准征收征用的公益目的。由于我国在土地征收征用中缺乏一整套可具操作性的公共利益表达模式，使得征收征用程序存在相当多的漏洞。笔者将从社会不同角度来对征收征用权制约进行逐一探讨。
（一）立法机关（人大）直接界定公共利益的模式
我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法》、《土地征收条例》规定“中央地政机关”为土地征收征用的核准机关，“中央地政机关“必须对土地公益征收征用实行形式与实质的双重审查。其实质审查就是针对土地征收征用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的公共利益条件。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对征收征用程序中设立的模式，笔者将从立法机关直接界定公共利益的职能层面去设计公共利益的第一种表达模式。土地征收征用的公益目的性界定必须通过民主制度来实现，这是符合公共利益界定标准中的实现程序合理合法性要求，而立法机关的运行机制是这种民主制度的最好体现。我们近似地把立法机关认定是“中立旁观者”，即公平公正地判断问题的第三者，他不与所产生的问题具有实际直接的利益关系，其对问题的认定应让问题双方所确信和认可。鉴于目前我国《物权法》对征收征用中公共利益的概念点到即止的情况，故立法机关直接界定公共利益的表达模式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即人大代表以社会民众的整体利益要求为导向对政府部门的具体征收征用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这一目的进行实质审查，直接界定公共利益。不经立法机关审议过的征收征用方案不能认定其符合公共利益要求，以这种方式构成的“公共利益”表达模式能较为有效地限制政府征收征用权的滥用。
（二）公众参与制度下的听证模式
加拿大联邦及安大略省土地征收法规定任何与征收有关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在接到正式邮件或第一次公告30日后，向批准机关提出书面申请，要求举行听证会，以确定用地事业是否符合公益目的。但是，听证并不是必经的征收环节。我国台湾地区对此也有规定，即需用土地人于事业计划报请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许可前，应举行公听会，听取土地所有权人及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纵观我国所有关于土地征收征用的法律，不难发现，只有在土地征收征用后的补偿阶段才能依申请人的请求召开听证会，听证的内容也自然是补偿的细则，对于公共利益认定的听证却没有相关的规定。借鉴加拿大和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笔者将设计一套对公共利益界定的听证模式，此种听证模式必须是征收征用程序中必经的阶段，以此来加强公民的参政议政权力的行使。
在土地公益征收征用中，当事人与行政机关作为利益的双方，应平等对话，行政机关不能单方面垄断公共利益的话语权，通过公众参与制度的设置，可以让行政机关与民众进行信息交换，一改传统上行政机关对信息的垄断而形成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另一方面，能对行政机关的公权力行使营造一种无形的监督氛围，进一步弥补征收征用中公共利益判断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实现寻求符合多数利益主体的公共利益。在坚持民众参与制度的前提下，公共利益界定的听证模式理应成为必然的选择。听证模式被认为是正当程序的最低限度要求，其引入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土地征收征用中的公共利益认定能符合政府与社会民众的统一要求。公共利益界定的听证模式能使民众充分行使其知情权、参政议政权，也直接体现了公共利益实施中的公开参与性，也间接削弱了行政机关的垄断地位。如能让行政相对人发挥其民主权力则能让其充分了解整个征收征用工作的开展，便于后期公共利益补偿工作的顺利开展，能最大限度地分解民众与政府的矛盾纷争，充分保障民众的合法利益，不经过听证不能剥夺公民的财产。在民众参与制度的基础上，公共利益界定的听证制度让政府和民众就该征收征用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目的进行陈述和辩论，最终达成一致的结果，惟有如此才能真正确保土地征收征用的公益目的性。
（三）征收征用的公共利益认定委员会模式
加拿大联邦法律规定其征收程序中必须进行调查，即接到征地申请后，批准机关须委派调查委员会（由首席检察官指定调查官及其他必要的调查人员组成）进行实地调查。在土地所有者申请听证的情形下，调查委员会须在举行听证会前,准备地图、规划等有关资料并到现场察看。最后，调查官须综合双方的证据、意见，就征地的必要性、公平性、合理性，向批准机构提交报告。加拿大法律所要求组建的调查委员会制度让笔者思考到，要代表全社会民众的意愿去界定公共利益，单靠听证模式是不够的，因此建立由政协委员和独立专家学者所组成的征收征用的公共利益认定委员会，一定程度上从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的意见出发去考虑该征收征用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公益性，实现既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又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此种公共利益认定委员会模式将界定公共利益的权力授予了政协委员和独立专家代表，通过社会广泛层面和专业的理论知识来准确界定征收征用中的公共利益。政协是一个包括社会最大层面的组织机构，其委员是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民众，通过这一凝聚全社会利益的代表加上由对土地征收征用问题有突出研究的专家学者所组成的公共利益认定委员会能根据实际情况对政府的征地行为进行客观独立地分析，从其实施计划、实施目的、补偿计划等多方面去认定此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需求，并在最后制定一份委员会决定，以其作为下一种模式的判断根据。
（四）司法机关（法院）对公共利益界定的最终审定模式
法国的土地征收征用程序分为行政阶段和司法阶段，在行政阶段的“批准公用目的”程序中规定只有最高法院才有权确定公益征收征用的合法性。同时，加拿大国家土地征收法规定批准机构应根据前一调查阶段调查官的报告最终决定是否批准征收或修改征地计划。在我国，司法机关对于征收征用的公益目的性的最后定位甚少作出积极主动的认定。得益于研究了法国和加拿大对征收征用的公益目的性的最终审查规定，笔者拟设置最后一种公共利益的表达模式——司法机关对公共利益界定的最终审定模式。
公共利益的界定应属于一个宪法分权的问题，是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共同分享的。立法者对公共利益的解释采用 “一事一议”的规定，限定了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具体的执行判断则由行政机关来行使，履行国家职能，而司法机关的作用则是伴随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开展而进行的，通过采用权力监督权力来防止行政机关的权力滥用。这种模式称为“立法至上，司法最终”，即司法机关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拥有最终审定权，由法院根据在听证会上形成的意见和公共利益认定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对公共利益进行最终审定，认定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真实目的，只有当征收征用行为符号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才能被赋予合法的身份去实施该行政行为。在行政机关实施征收征用过程中，被征收征用方应被授予司法救济权，政府部门一旦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宜，司法机关应当对政府部门实施违宪审查和司法审查。没经司法机关对征地方案的公益目的进行最终的审定，征地部门不具有该征收征用土地的权力，其所实施的一切行为均为违法。
三、 理性构建公益征收征用模式的具体制度
公共利益的表达模式和土地征收征用的补偿模式无疑是规范政府土地征收征用程序的两大有力保障，但公权力限制模式的设计毕竟仍是理论上的探讨，如果不构建此模式的实体制度，则其实质的公权力限制效力将不能如期发挥，最终也只是纸上谈兵。笔者经过拜读了沈开举教授、江平教授和王利明教授的相关专著之后，总结了其中制度建设思路，对于我国土地公益征收征用模式的实体制度构建提出本人理性的构思，力求最大程序地将公共利益表达模式和补偿模式所具有的限制行政部门公权力的滥用和迫使征收征用真正体现公共利益需要的效用体现出来。
第一步，征收征用的申请。需用地部门因公共利益的原因而要征收征用土地，应向省政府或国务院提出征收征用申请，申请时应提供计划部门对项目的核准意见，被征收征用土地的基本情况，征收征用后土地利用计划书，以及征收征用土地的相应补偿措施等有关材料。第二，立法机关审查申请。根据需用地部门的征收征用申请，立法机关（人大）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结合相关土地公益征收征用的法律规定对该申请方案进行实质审查，包括对需用地部门提交的项目的核准意见书、被征收征用土地的基本情况、征收征用后土地利用计划书、征收征用土地的补偿方案进行审议。如果人大认为此征地方案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则此土地征收征用行为可以首获批准，否则该方案将终止，不经过立法机关审议过的征收征用方案自始不符合公共利益要求。第三，听证。只有经过立法机关（人大）审议并通过的征收征用方案才能进入到听证程序当中，值得一提的是，此处的听证会一改以外被动的局面，不再是行政相对人提出申请才举行的，而是在立法机关审议通过之后必然启动的一项程序。听证会由被征收征用的土地所在地区的人民法院主持，征收征用的行政机关与被征收征用方共同参与，任务在于对该征地方案中的公益目的性理由进行听证。在听证过程中，民众和征地机关可以就其中争议的问题发表各自的看法，并始终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列举事实和证据来证明此次征收征用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征地机关作为此行政行为的实施者，应当负上举证责任，证明该行为是基于公共利益而实施的，只有得到与会民众的一致肯定才能使该行政行为合法合理。第四，公共利益认定委员会制度在听证程序结束之后，政协委员和独立专家学者组成的征收征用的公共利益认定委员会将综合听证的结果随即对该征地方案进行专门研究讨论。公共利益认定委员会应在征求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表达后，在专家学者的理论分析下进行认定，并制定委员会的决定，为司法机关的最终审定程序提供操作依据。
第五，司法机关的最终审定。在公共利益认定委员会的研究讨论之后，司法机关就介入到征地程序中来。司法机关应对该征地方案的每一步实施过程进行司法审查，规范其行为的合法性。法院在此阶段中应根据前期所进行的听证会所形成的双方意见和公共利益认定委员会的决定对政府的征收征用行为进行最终界定。如果认定该征地方案符合公共利益的需求，则法院可以授予该征地方的土地征收征用权，赋予其合法的身份。只有获得司法机关授予的土地征收征用权才能开展征收征用工作。第六，补偿的确定。在司法机关正式授予征地方的征收征用权后，征收征用方与被征收征用人就必须就征收征用的补偿问题达成基本共识，但必须坚持补偿以市场为导向，补偿范围要全面，补偿方式要多样化的基本要求。如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向法院提起诉讼，但不影响正在进行的土地征收征用的实施。如果征收征用的双方就补偿协议形成统一意见则必须要向土地征收委员会申请确认，只有经过土地征收委员会确认的补偿协议才能发生法律效力。第七，征收征用的完成。1、土地补偿费发放：征收征用方应当在补偿裁决确定之后的一定期限内向被征收征用方支付补偿费用，逾期支付的，除了有正当理由外，应当交纳滞纳金，如被征收征用方因补偿费不如期发放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征收征用方也应对此给予补偿。被征收征用人拒绝受领的，征收征用方将补偿费存入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保管专户给予保管。土地补偿费发放后，征收客体权利发生转移，但在未办理登记之前，征收方不能擅自处分其权利。2、限期搬迁：被征收征用方在获得土地补偿费的一定期限内，应当完成搬迁手续，逾期不搬迁的，由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法律之规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3、办理权利登记：由于土地的公益征收是改变土地权利的行为，因此征收中要求土地征收方与被征收人进行财产权利转移登记，没经权利登记的土地，征收方不能任意处分该权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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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贾品荣. 应畅通公共利益表达机制[J].中国经济时报，2007（8）.
作者简介: 张军 （1969- ）,男, 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 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讲师, 武汉大学法律硕士。
陈赞文（1984- ），男，汉族，广东省茂名市人，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法学学士。
重庆市绿化条例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绿化条例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1998年3月28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1998年3月28日公布 1998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绿化重庆，改善自然生态环境，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绿化，是指对一切宜林、宜竹、宜草、宜花的地段因地制宜地种植树竹花草，保护和扩大国土的绿色植被。
第四条 绿化工作应坚持统一领导、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各负其责、分期实施、限期绿化，依靠科学技术，实行树竹、灌木、花草相结合和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并重。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绿化工作的指导，实行任期绿化目标责任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统一负责本行政区的绿化工作，对各行业的绿化活动进行指导、协调、检查和督促。绿化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林业、园林等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的职责做好绿化工作。
第六条 绿化祖国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爱护树竹花草，珍惜和保护绿化成果，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权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七条 在绿化事业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绿化规划
第八条 农村宜林、宜竹、宜草的荒山、荒坡、荒地、荒滩、荒原、疏林地和村旁、宅旁、水旁、路旁的空隙地，城市现有宜于绿化的土地和按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绿化用地，应纳入绿化规划。
第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本着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合理配置、讲求实效的原则，制定本地区的绿化规划。
绿化规划应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协调，城市绿化应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第十条 全市绿化的目标是：绿化覆盖率百分之六十，其中森林覆盖率百分之三十以上。按地区类型分区的绿化目标为：
（一）平坝地区绿化覆盖率百分之十五，其中森林覆盖率百分之十二；
（二）浅丘地区绿化覆盖率百分之二十五，其中森林覆盖率百分之二十；
（三）深丘地区绿化覆盖率百分之五十，其中森林覆盖率百分之四十；
（四）山区绿化覆盖率百分之六十五，其中森林覆盖率百分之五十；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参照绿化目标制定本行政区绿化的阶段目标或者任期目标，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通过后，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城市绿化应保持历史特征和自然风貌，提倡立体绿化和家庭绿化，讲究绿化艺术。城市园林绿化用地面积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规划指标，新开发区不得低于百分之三十，旧城改造区不得低于百分之二十五。
第三章 绿化责任
第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绿化规划，必须严格执行。
一切宜林、宜竹、宜草、宜花的地段必须确定绿化期限，并按规定限期绿化。
第十三条 已划给农村村民植树种草的自留山、责任山，由农村村民负责绿化。
用于绿化的责任山，应签订承包合同。自留山和责任山的绿化期限，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根据本县的绿化目标决定。
第十四条 用于绿化的自留山、责任山，未按规定期限绿化的，由绿化委员会或其委托的部门收缴延误绿化费；超过规定期限两年以上仍不进行绿化的，可由土地所有者收回自留山或者责任山，承包给其他村民植树种草。具体办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五条 城市规划区（不含林业用地）的绿化和管理，由园林主管部门负责。
城市规划区内的林业用地和城市规划区以外的绿化和管理，由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已明确管理权属的，由其主管部门负责。
第十六条 铁路沿线两侧的绿化，由铁道部门负责；
县道以上公路的绿化，由公路部门负责；乡村公路的绿化，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
铁路和公路专用线的绿化，由使用专用线的单位负责；
机场、港口、码头的绿化，由机场、港口、码头的主管部门负责；
水库、渠堰管理区域的绿化，由水库、渠堰工程管理单位或者使用单位负责；
江河两岸、湖泊周围的绿化，由主管单位负责；
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的绿化，由单位的负责人负责。
以上地区的绿化期限，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绿化目标决定。
第十七条 公民义务植树依照《重庆市实施全民义务植树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鼓励单位和个人种植纪念树、营造纪念林或者以其它形式兴办绿化事业。
第四章 实施与管护
第十九条 国土绿化必须按照技术规程进行，适地适树，保证绿化质量。
第二十条 林业部门应有计划地建立区域性良种基地和试验繁殖基地，培育良种壮苗。园林部门应建立专业苗圃。农业部门应建立良种牧草种子基地。绿化任务大的单位，应根据任务自办苗圃，保证绿化用苗。
第二十一条 切实加强绿化的管护工作。应根据实际需要建立管护组织或配备落实管护人员，制定管护责任制，实行科学抚育和间伐，防止森林火灾，防治病虫害，巩固绿化成果。
第二十二条 铁路、公路、江河、渠道、水库、湖泊的防护林，应当保持林种结构稳定和景观稳定。修枝、整形应按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树种更替和林木更新应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三条 因勘察设计、架设线路、铺设管道、修渠筑路等工程建设需要修剪、移植、砍伐林木、损毁绿地的，必须按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林地、园林绿地和苗圃。确需占用的，须经有关主管机关同意，依法办理有关占地手续，并按有关规定给予补偿。因占用造成损毁树木的，应按规定向树木所有者赔偿损失。
经批准临时占用绿地的，占用期满后，占用单位应恢复植树，或者缴纳植被恢复费，由绿地主管部门组织恢复。
第二十五条 国家、市重点的天然原生珍贵树木必须严加保护，禁止采伐。确需采伐国家二级和市重点保护树种的，报市级主管部门批准，国家一级保护树种报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古树名木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档挂牌，落实管护责任，严禁损伤砍伐。因自然死亡或影响交
通、危及安全必须砍伐时，须经市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六条 禁止毁林开荒。已开垦耕种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措施帮助种植者逐步退耕种树、种草、恢复植被。难以退耕的，应逐步改为梯土耕作。
第二十七条 在绿地内取土、采石、开挖、堆积需要毁坏植被的，应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并由毁坏单位或个人负责恢复，或者交付相应的绿化费，由绿地主管部门组织恢复。
第五章 绿化资金
第二十八条 绿化资金来源，实行自筹为主、国家扶持的原则。各级人民政府每年从地方财政中拨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当地绿化事业，并从发展农业的资金中划出一定份额用于造林绿化。对承包荒山、草场绿化的单位和个人，可实行有偿扶持。
第二十九条 凡承担绿化任务的部门和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的比例和数额提取绿化资金。以木竹为原料、材料的煤炭、造纸、采掘等部门，应按照规定提取育林费，用于原材料基地建设。没有林地的单位，可与地方联合造林；新建工程的绿化费用，列入基本建设计划，由基本建设投
资解决。
第三十条 采伐竹木，销售木材、竹材、木竹制品和林副产品，应按有关规定交纳育林费和有关费用。
第三十一条 各项绿化资金，除财政拨款外，均纳入预算外资金管理，实行财政专户储存，由财政、审计部门监督使用，专项用于绿化事业。
第六章 罚 则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规划设计单位不按技术规程进行规划设计，使造林绿化及其成活率达不到最低标准的，责令退还设计费，赔偿经济损失；施工单位不按技术规程进行绿化造成损失的，责令限期补植或者赔偿经济损失。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擅自批准砍伐古树名木和天然原生珍贵树木的，追缴树木或其变卖所得，对擅自批准砍伐的人员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对擅自批准砍伐的单位处以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毁坏植被不及时恢复、也不缴纳绿化费的，责令限期按规定交付绿化费；逾期不交费的，可每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不按规定交纳育林费和有关费用的，责令限期交纳，逾期不交纳的，可每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依照第十五条划定的责任范围，分别由林业、园林主管部门依法决定。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由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决定。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一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制定城市园林绿化用地面积规划指标，经劝阻无效造成不良后果的；
（二）对责任区内盗伐滥伐林木、破坏园林绿化、破坏草场事件制止不力的；
（三）发生森林火灾和病虫害，组织扑救不及时造成重大损失的；
（四）在规划设计、种苗供应、组织施工、检查验收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
（五）挥霍浪费、挪用绿化资金的；
（六）擅自批准砍伐古树名木和天然原生珍贵材木的。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一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
复议、不起诉、也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所称的森林覆盖率，是指在一定区域内郁闭度达零点二以上的乔木林地、经济林地、竹林地、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地与农田林网树和村旁、宅旁、水旁、路旁树覆盖面积之和，占该区域幅员总面积的百分数。
绿化覆盖率，是指一定区域内森林覆盖率计算中所包括的各种林地面积，加上城镇已成型的园林绿地、草场、非特别规定的灌木林地、林草覆盖率达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疏林地面积之总和，占该区域幅员总面积的百分数。
第四十条 市重点保护的天然原生珍贵树木名录、古树名木的划分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公布。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所界定数量有以下、以上的，均含本数。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绿化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1998年7月1日起施行。
1998年3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