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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两个国际劳工公约的决定

（1990年9月7日通过）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际劳工组织1951年第三十四届大会通过的《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和1976年第六十一届大会通过的《三方协商促进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公约》。




三方协商促进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公约


（1976年第六十一届国际劳工大会通过）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的召集，于1976年6月2日在日内瓦举行第六十一届会议，并
忆及现行的部分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的条文，尤其是1948年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1949年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公约以及1960年协商（产业和国家级）建议书，确定了雇主和工人建立自主和独立组织的权利并要求采取措施促进国家一级的政府机关与雇主和工人组织之间的有效协商，以及许多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中关于使雇主和工人组织的协商产生效果的规定，并
考虑到本届会议第四项议程题为“建立三方机制以促进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决定通过关于三方协商促进实施国际劳工标准的若干提议，并
决定这些提议应采取国际公约的方式，
于1976年6月21日通过下列公约，此公约可称为1976年三方协商（国际劳工标准）公约。
第一条
本公约中“代表性组织”一词系指享有结社自由权利的最有代表性的雇主和工人组织。
第二条
⒈凡批准本公约的国际劳工组织会员国，承允运用各种程序保证就下述第五条第1款规定的国际劳工组织活动的有关事宜在政府、雇主和工人代表之间的有效协商。
⒉本条第1款规定的程序的性质和形式由各国经与代表性组织（如果此类组织存在及此种程序尚未建立）协商后根据国家惯例决定。
第三条
⒈以本公约所规定的程序为目的的雇主和工人代表应由他们的代表性组织（如果此类组织存在）自由选任。
⒉雇主和工人应以平等地位参加从事协商的任何机构。
第四条
⒈主管机关应保证负责对本公约所规定程序的行政支持。
⒉应在主管机关与代表性组织（如果此类组织存在）之间作出适当安排，以对这些程序的参加者的必要培训给予财务支持。
第五条
⒈本公约所规定程序的目的是就下列事项进行协商：
a、政府对国际劳工大会议程项目调查表的答复和政府对供大会讨论的拟议文本的意见；
b、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19条向主管机关或各主管机关提交公约和建议书时所提出的建议；
c、经过适当时间间隔后对未批准的公约和尚未使之生效的建议书的再审查，以考虑可采取何种措施促进其实施以及考虑如属适宜，采取何种措施促进其批准；
d、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22条向国际劳工局提交的报告的有关问题；
e、关于对已批准公约的解约建议。
⒉为保证充分考虑本条第1款提到的事项，应每隔根据协议确定的适当时间进行协商，但至少每年一次。
第六条
在与代表性组织（如果此类组织存在）协商后，如认为属适宜，主管机关应发表有关本公约规定程序实施情况的年度报告。
第七条
本公约的正式批准书应送交国际劳工局局长登记。
第八条
⒈本公约应仅对批准书已经局长登记的国际劳工组织会员国有约束力。
⒉本公约应自两个会员国的批准书已经局长登记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生效。
⒊此后，对于任何会员国，本公约应自其批准书已经登记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生效。
第九条
⒈凡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自本公约起始生效之日起满十年后可向国际劳工局局长通知解约，并请其登记。此项解约通知书自经登记之日起满一年后始得生效。
⒉凡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在前款所述十年期满后一年内未行使本条规定的解约权利者，即须再遵守十年，此后每当十年期满，可依本条规定通知解约。
第十条
⒈国际劳工局局长应将国际劳工组织各会员国所送交的一切批准书和解约通知书的登记情况，通知本组织全体会员国。
⒉局长在将所送交的第二份批准书的登记通知本组织各会员国时，应请本组织各会员国注意本公约开始生效的日期。
第十一条
国际劳工局局长应将他按照以上各条规定所登记的一切批准书和解约通知书的详细情况，送交联合国秘书长按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进行登记。
第十二条
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在必要时，应就本公约的实施情况向大会提出报告，并应审查可否将本公约的全部或局部修正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第十三条
⒈如大会通过新公约对本公约作全部或局部修正时，除新公约另有规定外，应：
a、在新修正公约生效时，会员国对于新修正公约的批准，依法应为对本公约的立即解除，而不适用上述第九条的规定；
b、自新修正公约生效之日起，本公约应即停止对会员国开放批准。
⒉对于已批准本公约而未批准新修正公约的会员国，本公约现有的形式及内容，在任何情况下仍应有效。
第十四条
本公约的英文本与法文本同等作准。

“事实”与“法律”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在我国司法领域，几乎天天都有人在讲“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道理。可是“事实”是什么呢？“法律”又是什么呢？“事实”和“法律”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因为无聊得很，所以似乎就少有人提及它们。今天，本人似乎真有些心血来潮，偏偏想要对这些无聊的问题谈点什么，还希望大家能赏足点面子，看看我到底都谈了点什么。

一、“事实”是什么呢？大家很容易想到“客观真实存在”这层面的含义。因为，事实似乎从哲学上更容易探讨些，从法律角度似乎很难将其说清楚。但法律现象本身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存在却是毋庸质疑的。综观中外古今，我们看到与法律现象相关的事实至少存在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一个普通的公民，目前若偷窃价值一千元左右的物品，就可以被判处一年的徒刑；而一个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的老总，利用手中的权力采用“高明”的手段造成价值成千上亿的国有资产流失或浪费，却可能不受任何形式的法律追究，甚至还被宣扬成“改革的先锋”或“时代的楷模”。第二种情况，“王侯将相，‘真’有种乎”！自古及今，翻阅一下达官显贵、社会名流及家财万贯者们的出身或履历，我们会发现：他们不是“皇亲国戚”，就是“名门之后”，寻常百姓的后代只要能混上个“七品县令”或者达到“中康”富裕，就应该算是祖坟上很冒烟了。看来民间流传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第三种情况，“天网恢恢，疏而有漏”！记得《窦娥冤》中的女主角曾唱道：“行善的受贫穷命更短”、“为恶的享富贵寿更延”、“地也，你不分好歹何谓地！天也，你错堪贤愚枉作天！”。看来“天网”还是给做恶的人开了不少口子，让不少大奸大恶之人逃避掉了本应该受到的惩罚；否则，天国的理想和人世间的冷酷将会没有什么差别了。第四种情况，“法令滋彰，奸宄弥出”！自从有文字以来，用来约束人、制约人的法令可以说一天比一天多，可人类犯奸坐科的名目也在日渐繁多。看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且“水涨船高”的道理是永远适用的。

二、“法律”是什么呢？作为国家统治意义上的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且其表现形式的发展变化必将会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那么如果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到底该怎样从理性的角度审视一下法律呢？首先，“法律不应是摆设”。从法律作为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工具或方法角度讲，法律确实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是保障人类社会组织自身存在且能正常运行的纽带神经。一个不讲规则和法律的社会肯定会导致人类的自相残杀和灭绝。其次，“法律不是一对一的逻辑规则”。立法者可以制定对自己或自己所代表的社会阶级、阶层或社会团体有利的法律，执法者可以按照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去执行法律。法律规则确实不象自然规律那样可以被称之为从假定、事实再到结论的一对一的逻辑科学，而更像是可以被人随意操控的一门技艺。再次，“法律实施直接体现为现实的利益”。从理论上讲，任何社会主体都可能运用法律手段为自己谋取到最大的利益（当然实际情况肯定不会如此）。另外，对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人员来说，可以将所掌握的法律知识作为提供社会服务的载体进行出售；就执法人员而言，也可以通过玩弄或出卖法律获取不正当利益。最后，“法律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能钥匙”或“灵丹妙药”。法律作为人们评判是非或解决某些社会纠纷或争端问题的一种标准或尺度，它的调整范围是有一定限度的，有时它的作用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无法替代道德、宗教、舆论、习俗和其他非法律力量的作用。所以，我们不应该认为法律能解决一切社会痼疾，将其看成是神奇的“万能钥匙”或“灵丹妙药”。

三、“事实”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一）“事实”和“法律”都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从哲学上“物质即客观实在”意义上讲，“事实”应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但是任何事实，只有被人们通过主观意识所发现所认识才会对人们自身产生意义。就法律事实而言，人们自身所认识或所认可的法律事实可能不是真正的客观事实，只能是人们通过逻辑判断推论得出的或然性事实，有时甚至与客观事实完全相反。所以，我们不应该迷信法律“事实”，但又必须依靠法律事实。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别无所依。
“法律”作为一种规则体系，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客观现象，属于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但是法律毕竟仍属于人们意识形态或主观思维认识的结果，属于社会制度的范畴。另外，从一定意义上讲，立法者或统治者可以根据需要任意创设法律或废止法律，执法者可能错误理解法律或为了私利可以错误地适用法律、甚至可以不讲法律。
所以，我们平常所讲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只是一种假设的逻辑标准或人类的理想信念而已，并非无可挑剔指责。因为现实的法律实践都离不开执法人员的“自由心证”，而且无论结果怎样，都可能被说成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地去严肃执行法律。

（二）“事实”和“法律”具有相互影响或相互塑造的功用。
在一个信仰迷失、道德沦落和社会秩序混乱的“事实”环境状态下，“法律” 是不可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的，甚至可能蜕变成强者欺压弱者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在如此“事实”环境状态下，法律所体现的“公平”、“正义”之理念很容易被强势群体或执法人员所亵渎；弱势群体也很容易因遭受法律不公正待遇的切肤之痛后自然将法律看成是束缚或压制他们的“手铐脚镣”。如果社会面对的是这样的“事实”状态，法律规则制定的越多，被真正严格实施的法律规则就会相对越少，法律的权威性也会越低，其对社会的正面影响或塑造功能也会越小越差，甚至直接导致严重的社会阶级冲突事件，直至新的社会秩序的重构实现。
相反，在一个人类满怀信仰，心灵相对净化和法律规则受到普遍尊重和推崇的社会，除了宗教信仰和道德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量外，法律将会成为规范人们生活言行的最重要主宰性力量。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不遵守法律或不严格执行法律的行为肯定会最大可能的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在这样的社会“事实”环境状态下，强势群体的成员会更加关注自己的名誉、地位或自我价值实现，弱势群体的成员会因为对法律的信仰更加愿意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或争端，并为自己谋取到最大利益。长此以往，法律的权威性能够得到“事实”结论的不断验证，法律对社会的正面影响或塑造功能也会越大越强。
所以，我们若忽略“事实”环境状态对法律实施成效的影响，而片面强调法律的作用，或者忽略法律规则对“事实”环境状态的正面塑造或影响，不重视法制的建设和实施，都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太平盛世”，达到“长治久安”目的的。

（三）“事实”和“法律”都必须借助一定的形式或介质来表现，它们都戴上了人类给制造的面具。
大家常说：用“事实”去说话；要“法律”去评判。可是“事实”本身不会站出来说话的，“法律”自己也不会去评断是非，一切都是人通过一定的形式或介质来让“事实”说话和要“法律”去评判是非的。在此过程中，事实真相可能被掩盖粉饰、被扭曲颠倒，法律本意也可能被曲解滥用、被亵渎蒙羞，一切都像是被人们戴上了面具似的。难怪有人说：没有事实，事实就是可以“指鹿为马”；存在法律，但是法律是执法者们的法律，仅产生在执法官员如何执法的刹那间。
但是，我们又无法否认：事实仅是一种真实的样态，它本身又是可以被人类认识或反映的，而且还可以通过一定的形式或介质来进行再现或重述的。法律存在作为一种事实现象，对其规则本来含义的理解也应当遵循相应的符合人类认知规则的逻辑标准来进行。这样，“掩盖粉饰、扭曲颠倒”事实会被当成“尊重事实”的例外，“曲解滥用、亵渎蒙羞”法律会被当成“依法办事”的例外。例外事件总会受到道德舆论、宗教信仰等各种非法律势力的影响，在各种社会阶层或阶级力量处于平衡或稳定的前提条件下，其生存空间是不可能无限向外拓展的。
所以，对于“事实”和“法律”的表现形式或介质，其内部自身同样存在着系统的逻辑制衡关系，而且其内部的制衡关系与外部的制衡关系或因素共同维持一个稳定的平衡态，从而使国家或社会沿着秩序的轨道运行。一旦例外的事件或普遍事件失去区分的意义或例外事件从量的方面已经积累到普遍事件的程度，那么“事实”和“法律”的内外部因素平衡态都将被打破，国家或社会也会面临天下大乱的局面。

鉴于“事实”和“法律”之间存在如此复杂的关系，我们实在不敢肯定已经搞清楚了二者之间的复杂系统关系。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是指让法律的运行和功用发挥与社会“事实”环境状态能够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而在此过程中，只片面强调法律的力量，而忽略社会道德、宗教信仰或公序良俗等非法律力量的科学建设或功用发挥是不可能取得良好效果的；反之亦然。

2006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