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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合法化之思考

作者：李慈学


内容提要：安乐死是当今一个敏感的话题，笔者从道德和法理两个角度对安乐死谈论浅薄的看法。
关键词：安乐死 帮助自杀 帮助自损（自虐）


“安乐死”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无痛苦是死亡，二是无痛苦致死术。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的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的认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的状态中结束生命。


当今世界，安乐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它引起人们对生命权的种种思考。。对于安乐死是否人道是否合乎伦理，学者们众说纷纭，对安乐死是否该合法化更是莫衷一是。
在此笔者首先要谈论的是安乐死是否人道是否合乎伦理的问题。笔者认为安乐死是人道的合乎伦理的，因为：

（一） 对于一个患不治之症的垂危病人来说，最为理性的选择即是尽快的结束生命，而不是坚强地和病魔抗争，因为在当今医学技术和条件下，患者再坚强的抗争也是无谓的，它根本无法改变结局，坚强的抗争带来的只有精神和躯体的痛苦，想必每一个理性的病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欣然接受幸福的死亡，幸福的死亡也是患者最佳选择。

（二） 从古至今，从没有过哪一部法律剥夺一个人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特别是在私权利上的今天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生存的方式（在法律自由的范围内），也有权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一般性自杀是法律无法禁止的，但它是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的，理所当然的不是我们持赞成观点的，法律更不可能赋予一个人自杀权。但是对于一个身患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的病人而言，他选择幸福的死去的意义完全不同于一般性自杀的。一个活着的人，他就应该享有法律赋予他的种种权利并行使之，而对于一个痛苦不堪的绝症病人而言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他多存在一分钟，他就多一分钟的承受痛苦。所以幸福的死去是让病人免受不该受的痛苦的方式，这也是病人所希望的。


（三） 在医学界，对安乐死持支持观点的也大有人在。许多医生认为，这是尊重病人的要求，减少病人的痛苦。另外，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最后的抢救都要动用昂贵的医疗设备，这也是医疗资源的一种浪费。当一个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死亡就成为他的天赋权利，他有权借助医学技术让自己死去，社会有道义和责任给予这种关怀。
（四） 按传统观念，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亲人（患绝症的病人）尽可能长时间的留在世上，直至无能为力，他们宁愿让亲人和自己承受无限的痛苦，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权意识的进步，人们将会慢慢改变这观念。因为这观念不仅使他们承受着精神上巨大的痛苦，更使他们付出沉重的物质代价。当然，这并不是安乐死所谈论的的，因为安乐死是不能违背病人和其亲人的意愿实施的。我在这想说的是当人们改变了上述传统观念后，安乐死便会理所当然的被人们接受。



上面我已经阐述了安乐死是人道的、合乎伦理的。既然安乐死是人道的、合乎伦理的，那么按照遵循天赋权利的立法原则，安乐死应该合法化。但是从我国的法制现状来看，安乐死合法化的条件显然是不成熟的。因为：
（一） 就目前的刑法理论来看，安乐死是“帮助自杀”行为。这些帮助自杀的人都是法律上有义务阻止自杀人自杀的，如果不制止则将构成不作为犯罪，更何况现在这些有义务的人帮助自杀，显然这些人将涉嫌故意杀人。目前法律没有赋予任何人对自己的生命权有处分权。因此安乐死的合法化将有待于法律理论的发展。
（二） 目前的法律体系尚未足够严密，对各种权利的保护依然是存在诸多漏洞，在这情况下安乐死合法化就会让犯罪分子钻法律的空子，使许多非法杀人行为合法化。
（三） 目前的司法水平也不足以保证安乐死合法化实现。
目前的法制状况决定了安乐死合法化不可能实现，是否将来也无法实现呢？笔者认为安乐死合法化将是未来所必然的，因为：
（一） 安乐死是人道的合乎伦理的。（前面已经阐述）
（二） 目前，在侵权行为法中，“受害人同意”一个阻却违法事由。根据侵权行为法理论，我们可以得出类似根据刑法理论中“帮助自杀”行为的“帮助自损（自虐）”行为，这两种理论的行为同样是经受害人同意，而为什么“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而“帮助自损（自虐）”行为却是因为“受害人同意”这一阻却违法事由而不构成侵权呢？这是因为在“帮助自损（自虐）”行为中，受害人所同意损害的权利是法律赋予其处分权的，而在“帮助自杀“行为中，受害人同意损害的是自己的生命权，法律没有赋予个人生命处分权。随着法律理论的发展，法律赋予个人生命处分权是不然之趋势。这是根据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而作出的论断，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人们不知道权利为何物，更谈不上私权和处分权，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出现，“权利”一词便被哲学家、法学家进行深刻的思考和研究，接着人们高喊“为权利而斗争”。今天私权已经成为一个备关注的权利，生命权乃私权之珍贵的权利，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法律赋予个人生命处分权是未来所必然的。


结论：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安乐死”是一种人道的合乎伦理的行为，随着法律理论的发展，当法律赋予了个人生命处分权，安乐死将理所当然的被合法化。
参考书目：
高志明主编 《法律与权利》 中国社会出版社
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 法律出版社2004年出版
沈宗灵著 《现代西方法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命案必破 先要必立

毛立新

公安机关推行“命案必破”，既体现了对公民生命权的高度珍视，也有助于震慑严重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本是件大好事。但物极必反，由于不切实际地追求过高“破案率”，反而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命案不立”就是其一。对一些原本应当立案查明的可疑死亡事件，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却绕着走，动辄草率以“事故”、“自杀”等定性结案。这样，虽然看起来命案的“破案率”提高了，但却是给“命案必破”打了个大大的折扣，是一种严重的弄虚作假、不负责任。
近来，两位公民的可疑死亡引起了各界关注，公安机关不立案的做法也备受质疑。一起是海南省琼山市云露派出所原所长吴卫飞十年前与一个女子裸死车库里，警方认定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而不予立案。死者家属则怀疑其被人谋害，日前再次到海南省公安厅上访。（《南国都市报》9月1日）另一起是今年5月6日，人民大学女生周燕芬在江西南昌实习期间被发现缢死于出租屋内，警方将案件定性为自杀而不予立案。（9月1日《京华时报》）且不论两人死因到底为何，单是事件本身疑点重重，就足以说明确有立案侦查的必要。人不能死的不明不白，这是死者亲属的合理要求，也应是公安机关的应尽职责。因而，公安机关理应立案侦查，以查明真相、消除疑惑、惩罚犯罪、维护正义。
与这些地方“有案不立”相比，南京公安局在“命案必破”中推行“有案推定”的做法，则体现了警方的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值得提倡。运用这种方法，当失踪案件发生时，警方根据分析查证，认为存在发案可能时，即以案件思路进行侦破，而非简单地查找。据统计，今年以来，南京警方通过对报失踪人员及时开展细致、艰苦的查证工作，该市先后侦破14起杀人分尸、焚尸、埋尸的隐案。（《法制日报》8月16日）南京警方用“有案推定”为“命案必破”开辟案源，并杜绝“有案不立”，确有高明之处。
看来，要实现“命案必破”，首要的挑战的尚不在于警方侦查能力的高低，而在于能否做到“命案必立”，在于是否有科学认真的态度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当前，“命案必破”仍在深入进行中，警方竭尽全力挑战破案极限，值得赞赏。但首要的一步，还须先接受“命案必立”的考验，决不允许让“有案不立”为“命案必破”掺水份、打折扣。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