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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政府


丽水市人民政府文件
丽政发[2003]16号

　　
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批转莲都区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

　
莲都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有关单位：
　　《莲都区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批转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三年四月十四日
　　
　　
　　
丽水市莲都区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障本区居民的基本生活，根据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和《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区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家庭人均收入低于丽水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本区居民除本办法有特别规定外，均享有要求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
第三条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遵循下列原则：
　　（一）保障基本生活原则；
（二）公开、公平、真实的原则；
（三）国家保障与社会帮扶相结合的原则；
（四）鼓励劳动自救的原则。
第四条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由市、区、镇（乡）三级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负责实施。
区民政局负责管理审批工作，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最低生活保障的组织实施工作。
　　居（村）民委员会受管理审批机关的委托，承担有关的服务工作。
第五条 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由市、区、镇（乡）三级财政分担，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第六条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最低生活保障提供捐赠、资助。捐赠、资助的资金或实物由区民政局接收，并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管理。
第七条 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使用和管理要坚持政策公开、对象公开、金额公开；财政、审计部门要依法进行监督。
第八条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根据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标准执行。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认定，按公安部门登记的户籍关系认定。
第九条 本办法所称的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其收入的计算范围：
（一）工资性收入：是指工作单位支付的固定性工资，离退休（退职）人员退休金和养老金，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失业保险金等；
（二）财产性收入：各类财产租赁形成的收入；
（三）转移性收入：土地征用补偿收入等；
（四）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或扶养人应当给付的赡养费、抚养费或扶养费等收入；
（五）农村居民从土地上获得的收益及劳务服务获得的收入；
（六）其他收入。
第十条 计算家庭收入时，以下各项不予计入：
（一）优抚对象及政府给予特殊照顾的其他人员所享受的待遇。如优待金、抚恤金、补助金、军人转业费、复员费、退伍军人自谋职业一次性补助金等；
（二）政府机关及有关单位对工作、学习优秀者颁发的非报酬性奖励；
（三）因劳动合同终止（包括解除），职工依照国家、省和本区规定所获得的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助费或一次性安置费；
（四）丧葬费、抚恤金；
（五）人身伤害赔偿中生活费以外的部分；
（六）经省民政部门确认的其他特殊收入。
家庭成员向非共同生活的亲属依法支出的赡养费、抚养费或扶养费，支出部门在计算家庭收入时相应减去。
第十一条 被赡养人、被抚养人或被扶养人不与赡养人、抚养人或扶养人共同生活的，其赡养费、抚养费或扶养费收入，按赡养、抚养、扶养协议或有关法律文书所规定的数额计算；无法律文书规定或无协议及协议规定数额明显偏低的，按赡养人、抚养人或扶养人的支付能力推算，具体办法按省民政厅有关规定执行。
实际支付的赡养费、抚养费或扶养费高于前款规定，按实际支付的数额计算。
第十二条 城市居民申请最低生活保障，按其提出申请当月前6个月内的家庭收入总和计算家庭收入；农村居民申请最低生活保障，按其申请前12个月内的家庭收入总和计算家庭收入。
第十三条 居民的储蓄及其他金融性财产，按居民提出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之日的实际价值计算，一律作为家庭收入，不受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限制。但该部分财产或其中的一部分如来源于本办法第十条第（一）至第（六）项所列收入，则应当按第十条的规定减去不应当计算为家庭收入的部分。
第十四条 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由户主向户籍所在地的镇（乡）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书面提出。
第十五条 镇（乡）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收到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后，应当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核查，并委托申请人所在居（村）民委员会将申请人名单张榜公布7天以上，征求群众意见。
镇（乡）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应在12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工作。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由申请人填写《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申请表》，经复核同意后，将申请人名单、核查意见及有关群众意见报区民政局审批。
第十六条 区民政局应当在收到报送材料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丽水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应当批准给予最低生活保障。但有下列情况之一，不予批准：
（一）家庭有就业能力的成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不自食其力的；
（二）家庭拥有闲置的生产性设施或除住房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外的非生产性设施、物品，按变现价后计算，人均值为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6倍以上的；
（三）实际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第十七条 区民政局应当将审批结果函告镇（乡）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由镇（乡）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委托居（村）民委员会公布准予救助的家庭（下称救助对象）名单，并发给《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助证》。
第十八条 救助对象享受的最低生活保障的数额，按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间的差额确定。
第十九条 最低生活保障金以现金形式发放；根据救助对象的实际需要和意愿，也可以发放实物。
最低生活保障金按月发放，救助对象凭证到指定机构领取。
最低生活保障金从批准的当月起计发。不满1个月的按1个月计发。
第二十条 救助对象其家庭收入情况发生变化，应在15日内报告所在居（村）民委员会，由居（村）民委员会告知管理审批机关。管理审批机关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程序和期限，进行核查、审批，办理停发、减发或增发手续，并更改或收回救助对象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助证》。
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民政局应对救助对象的家庭收入情况定期进行核查，了解、掌握家庭收入的变动情况。
第二十一条 救助对象家庭户籍地发生变动，应当持原户籍地管理审批机关出具的证明，到现户籍地管理审批机关办理救助手续。现户籍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原户籍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不一致的，按现户籍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规定办理。
第二十二条 有正常劳动能力但尚未参加工作、生产的居民，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期间，应当参加所在地的居（村）民委员会组织的公益性服务和活动。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结合实际，对救助对象给予照顾，并对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给予就业扶持，积极鼓励劳动脱贫自救。救助对象就医、就学、居住和生产自救等方面，凭《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助证》，可享受下列优惠：
（一）就医免收挂号费、门诊治疗费。
（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有关规定享受农业税减免。
（三）接受公办学校的义务教育、高中段教育（包括普高、职高），学杂费减免30%，在市、区全日制高校录取就读的，由所在学校优先全额安排国家就学贷款和给予其他援助。
（四）有劳动能力的，由劳动部门优先介绍就业。
（五）租住公房免收30%的房租费。
（六）从事个体经营，工商部门减半收取工商管理费；税务部门按有关税收政策规定给予适当减免照顾。救助对象为下岗失业人员的，其再就业优惠政策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有关收费优惠政策的通知》（浙政办发〔2003〕2号）精神执行。
（七）法律咨询、诉讼、非诉讼事务代理，法律援助中心给予减免费服务。
第二十四条 从事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部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批评教育，并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本办法规定的核查、审批工作中，有意隐瞒或歪曲事实，或者违反公开、公平原则，不接受群众监督的；
（二）擅自改变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发放数额的；
（三）贪污、挪用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四）有其他侵害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权利或国家利益行为的。
第二十五条 救助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据《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131号令），由区民政局给予批评教育或警告，并追回其冒领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情节恶劣的，处冒领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一）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二）家庭人均收入增加，应当办理停发、减发最低生活保障金手续，但不按规定申报收入变化情况，继续享受原定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三）赡养人、抚养人或扶养人不履行赡养、抚养或扶养义务，使被赡养人，被抚养人或被扶养人的生活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由区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并责令其支付赡养费、抚养费或扶养费；最低生活保障金已被领取的，予以追回，不能追回的，由赡养人、抚养人、扶养人偿还。
第二十六条 居民对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引起的下列具体行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一）不批准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
（二）减发、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三）给予行政处罚的；
（四）其他具体行政行为。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莲都区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困难与出路

吴学权　陈冲


法院改革由审判方式改革（如加大当事人举证责任、改变庭审方式等）开始推进至审判组织改革（如还权于合议庭、独任庭，审判长选任制等），由于改革仅在低层面上推进，而未注意到系统改革的跟进和人的因素，改革所带来的效用正在逐步减弱。最高法院提出的《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应时出台，这涉及法院审判主体改革问题，属于诸项改革的关键之处，属“点睛之笔”。因为“在各项因素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
作为基层法院，也面临法院职业化问题，法官职业化将有可能解决目前法院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不实行法官职业化，基层法院的改革将受到瓶颈制约。同时作为全国法院中数量最多、法官人数最多的法院，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不推进，也会影响全国法院整体法官职业化建设步伐。笔者作为基层法院的一员法官，对此也倍加关注。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的积极意义和实现途径论著颇多，我不再多作论述。现就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所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以及解决困难的途径，谈一点粗浅看法。
一、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所面临的困难
1、法官员额少与案件数量多矛盾。根据最高院的意见，法官员额将根据审判任务量、辖区人口和面积、经济发展水平等各种因素在现有编制内合理确定。法官职业化实质和目标是法官的精英化，法官员额的确定，意味着法官数量的减少。这意味着目前在法院档案、政工、后勤等部门的“不办案法官”将不再有法官名义（这无疑是正确的），同时也意味着目前在一线审判部门审理案件的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中，为数不少的人员将不再有审理案件的权限。这将进一步加剧人少案多的矛盾。以我院2002年民商事案件审理为例，2002年案件数是4733件，审判员（包括助理审判员）共33人，人均办案144件。如以现有审判人员1/2至1/3确定法官员额，人均办案将为288至432件，这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数量也是比较高的，法官办案压力可想而知。
即使如此，集审判职务与行政职务于一身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以业务素质论，他们也是法官中的精英），将占据大部分法官员额（在基层法院的话，如给予20—30个法官员额，可能已全部占据）。但目前此类人员办案数量极少，他们担当的职务所面临的行政管理、工件协调等行政事务相当繁重，此将使法官员额少与案件数量多的矛盾更加突出。目前取消院、庭长设置不现实，减轻他们的行政事务也不现实，不让他们占据法官员额更不现实，这是确定法官员额所面临的客观现实困难。
2、法官遴选困难。法官职业化的重要步骤是抬高“职业准入”门槛，可能作为高级法院、中级法院相对容易达到，而基层法院则比较困难。法官遴选无非两条路径，一是从内部，一是从外部。从内部而言，近年来基层法院由于编制原因进人极少（如我院自1995年以来，只进了3个法律专业本科生），内部人员多数年龄偏大，几年后法官员额出现空缺，可遴选对象有限。从外部而言，基层法院法官待遇低，法官地位不尊荣（在外人眼中法官即是公务员），对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法律人员吸引力不强。即使能遴选到，人员素质也会相对偏低，不能“来之即战”，法院还要投入大量精力、财力培训，此将失去法官遴选的价值。
3、法官职业化与目前基层法院司法任务有矛盾。基层法院目前解决的纠纷数量多，但案件相对简单，多集中在几大类型，以民事案件为例（民事案件无疑为基层法院案件大头），多集中在婚姻类、侵权类、债务类案件。基层法院法官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事实认定问题，而非法律问题。而事实问题认定主要有赖于法官的社会经验、人生阅历和司法技巧、技能的掌握，而非法学理论水平的高低。根据学者朱苏力的实证分析，基层法院大部分案件并不需要所谓职业化法官审理 ，提供给专业型、复合型、精英型法官施展才能空间不大。
4、法官职业化与社会对基层法官的要求有矛盾。法官职业化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脱离社会和民众现象，而这与当今社会和群众对基层法官的要求相反，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群众，都要求法官多充当“法律咨询人”的角色，要亲近社会、贴近民众。
二、解决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困难的出路
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面临的问题很多，涉及司法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司法经费保障等多个层次，很多问题不是凭法院一家所能解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在此过程中无所作为，相反，法院在此过程中应积极创造条件，形成科学系统的改革思路，从自身角度积极推进，以内部改革来促进外部改革。
同理，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存在着诸多困难，有的困难不是一时两时就能解决的。但如果理论支撑得好，很多困难也可以凭借法官职业化建设，加以配套改革而取得实质性进展。笔者的设想是：
1、与法官员额制同步推进，对案件进行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划分，实行案件分流、程序分类。目前社会原有纠纷解决机制或受到轻视，或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状况，呈萎缩态势。大量的纠纷进入法院，法院总体案件近期内不会有明显下降。法院目前能做的就是将案件进行繁简分流，结合审前程序改革，将大量案件解决在审前程序。通过审前程序，由审前程序法官（应是法官助理，而不是由职业法官担任）将大量事实清楚、当事人无争议案件或当事人不到庭的案件（需修改民诉法，设立简易判决制度）或调解或简易判决进行解决，估计这样可消减现行案件的60％—70％。将案情复杂、法律关系相对复杂的案件由审前程序法官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确立争点后交法官审理，这样庭审程序较现在也将大为简便、快捷。估计这样的话，庭审法官数量要求将大为减少，案件裁判权将集中在少而精的具有法官员额的法官手里。
2、区分不同层次的法官职业化标准。基层法院法官侧重于解决纠纷功能，注重个案的细节和事实问题，其要求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人生阅历，对查明事实方面的能力和经验要求较高，而对于法学理论和学术才能相对要求较低。而上诉法院法官侧重于规则制定，对法学理论积累和学术才能的注重明显超出其在查明事实方面的能力和经验。不能简单地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格式来套中国基层法院法官，毕竟基层法院法官主要工作是在了解基本法律原则的情况下解决纠纷，解决纠纷是第一位的任务。故在法官职业化过程中应根据各级法院的工作状况和关注重点，确定不同的职业化标准。对基层法院而言，法官职业化应侧重于法官解决事实争议的能力和经验，适当关注法学理论水平。
与此相对应，考虑到基层法院处理同样数量案件的工作量要比上级法院的工作量大，在确定法官员额时应给予基层法院以一定的倾斜。考虑到基层法院处理一审案件，花费在事实认定上的时间较多，要适当增加基层法院法官员额，以适应基层法院的司法任务需要。
3、在法院内部，待遇向职业化法官倾斜。基层法院总体待遇不高，在可预见的近期内，法院工作人员待遇不会有明显提高。我们目前可做的是在争取组织、人事、财政等部门的支持后，在法院范围内利用法院可动用的权限向职业法官倾斜待遇，以隆职业法官地位，以此来增加职业法官的职业吸引力。
4、确保职业法官工作重心在主持庭审、决定案件裁判。对于大量的案件程序性事务则由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完成。社会对于法院提出的“咨询角色”要求可由法官助理和专职人员去完成。当然，法官职业化也不意味着职业法官脱离社会、脱离民众，法官也要注意多接触了解社会，庭审要保持亲和力。
基层法院办理了占全国80%以上的案件，基层法院是法院工作的重点，也理所当然地是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点。以符合基层法院实际的改革举措逐步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这应当成为衡量中国法官职业化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