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办法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
第20号
《江苏省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办法》已于2003年6月9日经省人民政府第9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颁布施行。
省长
二○○三年六月十一日
江苏省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切实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下简称突发事件）的预防、控制和应急处理工作，根据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所有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条例》和本办法。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急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省人民政府对经济贫困地区突发事件的应急工作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
第四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省和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成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由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担任总指挥，负责领导、指挥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
第五条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实行属地管理，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区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应当根据当地人民政府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建立严格的突发事件防范和应急处理责任制，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一线工作人员给予特殊补助和必要的生活照顾，提供必需的防护条件。
第二章 预防与应急准备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根据全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本省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市、县（区）人民政府根据上级人民政府制定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分别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 县级以上卫生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同级人民政府制定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本部门、本系统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实施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九条 县级以上卫生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公共场所卫生和卫生用品的监督管理，组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普及卫生防病知识，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各类公共场所应当保持环境清洁，通风换气，对公众经常接触的部位和用品进行定期消毒，做好公共卫生工作。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建立统一突发事件预防控制体系的要求，制定和完善本行政区域突发事件监测与预警系统的实施方案，并确保其正常运行。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卫生监督机构的建设，保证其开展突发事件调查、控制、医疗救护、现场处置、监督检查、监测检测、医疗救治、卫生防护等工作的物质条件，提高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第十二条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立符合要求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在具备条件的综合医疗机构中设立符合要求的传染病病区，使其具备承担传染病防治任务的能力。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乡（镇）卫生院的建设，增强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乡（镇）卫生院医疗设施、设备、器械和人员的配备应当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要求。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急救医疗网络体系的建设。
设区的市应当设立急救医疗中心，并按照规定设立急救医疗分站；县（市、区）应当设立急救医疗站，并按照规定设置急救医疗分站。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卫生部门应当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专家库，定期对医护人员进行相关技能培训，并组织有关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应急演练，介绍和推广先进技术。
第三章 信息报告、通报与发布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建突发事件报告信息网络，加强突发事件的信息报告、沟通、评价工作，建立健全省、市、县（区）、乡（镇、街道）以及社区和村级的信息报告体系。
第十六条 有《条例》第十九条第三款所列情形之一的，市、县（区）卫生部门应当向毗邻的地方卫生部门通报；县级以上卫生部门接到上级卫生部门或者毗邻地方卫生部门的通报，应当立即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十七条 接到突发事件报告的地方卫生部门组织力量对报告事项进行调查核实和采取必要控制措施时，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予以支持配合，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第十八条 对国务院卫生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地方卫生部门发布的突发事件信息，卫生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宣传部门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向社会广泛传播，便于公众知晓。
第四章 应急处理
第十九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卫生部门应当及时组织对突发事件进行技术调查、综合评估，初步判断突发事件的类型，提出是否启动本行政区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建议，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决定启动本行政区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立即向上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二十条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启动前，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突发事件的实际情况，做好应急处理准备，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
应急预案启动后，突发事件发生地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规定的职责要求，服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的统一指挥，立即到达规定岗位，采取有关的控制措施。
第二十一条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督察。下级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有关部门和单位，对上级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进行的指导和督察，应当予以支持和配合。
第二十二条 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有权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人员实行健康申报，进行健康检查或者医学观察；
（二）对人员进行疏散、隔离或者限制流动；
（三）限制或者禁止举办大型活动；
（四）临时关闭公共场所；
（五）紧急调集和征用人员、物资、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
（六）对食物和水源采取控制措施；
（七）对传染病疫区实行封锁；
（八）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
解除前款所列措施,由原决定机关及时予以宣布。
第二十三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各级卫生部门应当立即组织应急处理，统一指挥和调度本行政区域内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设备。各医疗卫生机构及其人员应当服从当地卫生部门的指挥和调度。
突发事件发生后，当地医疗机构应当立即对突发事件所致的病人提供现场救援与医疗救治。医疗救护力量不足时，当地卫生部门应当及时请求上级卫生部门予以支援。
需要接受隔离治疗的病人、疑似病人、临床观察的病人和密切接触者应当配合卫生部门和有关机构采取相应的医学措施。
第二十四条 对因突发事件致病前来就诊的人员，医疗机构必须接诊治疗，并实行首诊负责制。治疗所需费用按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收治传染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人的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对传染病门诊及专门病区的要求，设置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合理安排人流、物流走向。接触病人或者进入污染区时，所有人员均应当按照规定进行防护、消毒。
第二十六条 传染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人，应当接受治疗或者进行隔离治疗，并遵守医疗机构的管理制度，未经许可不得离开病房或者隔离病区。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对传染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人的管理，改善隔离病区和病房的生活设施和医疗条件，严格执行管理规定，防止医源性感染和医疗机构内感染，做好隔离病区和病房的管理。
第二十七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开展群防群控，落实因突发事件引起的流行病学调查、疫点封锁、家庭隔离观察、经常性消毒、生活保障等各项工作。
第二十八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铁路、交通、民航等部门应当采取应急控制措施，严防疫情通过交通工具扩散；保证及时运送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所需的医务人员和医疗救护设备、救治药品、医疗器械等物资。
第五章 工作责任
第二十九条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第三十条 卫生部门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提出是否启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的建议，依法适时发布突发事件信息，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进行督察、指导；
（二）指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负责突发事件的调查、预防控制和执法监督；
（三）组织、指挥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做好突发事件的医疗救治工作，实施各项卫生措施；
（四）组织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技术攻关，推广先进适用的医学卫生技术。
第三十一条 市、县（区）卫生部门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可以委托卫生监督机构负责下列事项的监督检查：
（一）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疫情报告情况；
（二）医疗机构、留验场所的隔离、消毒、防护；
（三）公共场所的消毒；
（四）密切接触者的医学观察、疫点的环境消毒；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二条 财政部门负责安排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所需的经费，保证及时足额到位，并对经费的使用情况实施监督。
第三十三条 公安部门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医疗机构、医学观察留验场所、疫点和实施卫生检疫区域的治安管理；
（二）协助卫生部门和有关机构依法实施封锁、控制和隔离；
（三）对干扰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和正常医疗秩序的人员依法进行处理。
第三十四条 承担市容与环卫管理职责的部门负责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医学观察留验场所和疫点内已消毒完毕的生活垃圾的清运、转运，并按照要求处理。
对医疗垃圾的处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民政部门负责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的社会捐赠、救济和殡葬工作。
第三十六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药品、医疗器械实施监督管理，保证所用药品、器械的安全有效。
第三十七条 经贸部门负责组织协调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所需药品、医疗器械、医疗防护用品、消毒产品的生产、供应和储备，保证有关物资及时到位。
第三十八条 教育部门做好学校的突发事件的报告、通报工作，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对学生采取相应管理措施，配合卫生部门、卫生监督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做好应急处理工作。
第三十九条 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对突发事件进行报道，宣传应急处理科学知识，发布登载公益广告，按照规定报道卫生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
第四十条 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价格、商检、环保、农林、水利、交通、人口与计生、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
第六章 奖 惩
第四十一条 除负有特定报告义务的个人外，任何个人发现突发事件或者相关人员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报告并经证实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奖励。
第四十二条 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中，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卫生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对重大传染病疫情控制有突出贡献的；
（二）在医疗救治中有突出贡献的；
（三）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表现突出的；
（四）在突发事件科学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的。
第四十三条 对违反健康申报规定，不报、瞒报或者谎报的人员，由县级以上卫生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法律、法规有规定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卫生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个体行医人员在执行职务时不报、漏报、迟报传染病疫情的；
（二）公共场所不符合消毒防护要求的；
（三）故意传播传染病造成他人感染的。
第四十五条 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有关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阻碍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
（二）拒绝卫生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指定的专业技术机构进入突发事件现场，或者不配合调查、采样、技术检验的；
（三）担负应急任务的工作人员拒不接受工作任务，借故推诿拖延、擅离职守或者临阵脱逃的；
（四）拒绝接受突发事件检查、隔离、治疗的；
（五）拒不服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统一调度的；
（六）其他违反突发事件规定的。
第四十六条 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散布谣言、哄抬物价、制假售假、欺骗消费者，扰乱社会秩序、市场秩序的，由公安、工商行政管理、价格、质量技术监督、食品药品监督等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王福华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检察机关/检察监督/公益诉讼/起诉
内容提要: 近年来，我国检察机关针对所谓的公益案件提起民事诉讼已有若干尝试，改革者试图以西方检察机关为参照系，将我国检察机关的民事审判监督延伸至提起或参与公益诉讼的体系和逻辑之中。然而，我国检察机关身兼法律监督与公益代表两种角色在民事诉讼这一特定领域呈现出矛盾状态，在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尝试中，其多重角色之间的矛盾、模糊和结构性失衡是其自身难以修复的缺陷，因此，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试验应当缓行。
2002年7月，浙江省浦江县法院受理了由县检察院代表国家要求确认浦江县良种场与洪素琴等19名被告房地产买卖行为无效的民事诉讼案。县检察院作为原告诉称：被告浦江县良种场使用过期无效的资产评估报告擅自委托他人进行国有资产拍卖，被告金华一通拍卖有限公司对没有有效审批手续、尚不得处分的国有资产予以拍卖，被告洪素琴与其他竞买人恶意串通后以底价买下拍卖标的，应属拍卖无效。县法院审查认为，检察机关为国家和公共利益不受非法侵害而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符合宪法赋予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职能的规定，予以受理此案。
实践表明，我国检察机关以起诉或参诉方式介入民事诉讼领域已经从制度设计和理论论证的层面，被急切地推进到司法改革的试验场，演变成为实践操作。与此相呼应，理论界出现了检察权扩张的呼声，维护检察监督、实现程序公正并加强检察机关的民事公诉权成为主流观点，其核心内容则是以西方检察机关为参照系，将我国检察机关的民事审判监督的具体形式纳入到提起民事诉讼的体系和逻辑之中，使检察机关除行使民事抗诉权外，更多地以起诉和参诉方式介入到民事诉讼之中。然而，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也许检察机关发动民事诉讼的方式对于保护某些整体利益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但这并不等于在程序上就符合了正当性要求，即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有效性并不能当然地证明其正当性。
一、检察权扩张论与检察院介入民事诉讼
由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的观点和试验在很大程度上过度渲染了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试验者没能从检察权的属性、界限及其与其他司法权能的关系中寻找并证明其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而仅将检察机关作为一个特殊的当事人（原告）角色强加到民事诉讼领域中，没有考虑到民事诉讼结构对此的容纳度、与其他诉讼主体间磨合中的协调程度以及民事诉讼结构在运作时对此是否会对检察机关这个特殊的诉讼角色表现出排异反应等相关问题。
（一）检察机关的性质与介入民事诉讼
对我国检察机关如何定位，事关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诉讼权利等事项的确定及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发挥作用的具体形式和程度。围绕我国检察机关定位问题，出现了多种观点和主张，代表性观点有三种：其一是司法权说，认为检察机关是司法机关，检察权是一种司法权；其二行政权说，认为检察机关是行政机关，检察权是一种行政权；其三，检察机关具有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双重属性；还有学者提出法律监督说等。[1]更多的学者则试图绕开或回避对检察权性质的争论，而径直提出检察权改革的设计方案，提出了关于改革我国检察制度的两种理论假设：（1）检察权合理收缩论。将检察机关定位于公诉人，缩小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使检察机关依附于行政机关，突出其政府律师的地位和职能。（2）检察权扩张论。即扩大检察监督的权能，由一般的法律监督扩大到宪法监督，而且检察权的目标是实现法律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权的行使不仅是启动司法程序的重大步骤，而且是完成司法程序的重要推动力量。[2]后者获得了各级检察机关和大部分学者的共鸣与支持，是最具代表性的观点。
笔者认为，以下两个关于检察权的法律性质的问题必须加以考虑：首先，我国检察机关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并以国家的名义对法律的实施和遵守进行监督，但是检察权和其他权力一样不但是法定的权力，也是有边界的权力，对宪法、法律未授权的事项，检察机关无权行使检察权，否则权力就不具备有效性。其次，无论对检察权作何定性，检察机关是各种诉讼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是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中的参与者之一，它以法律监督者的角色出现在程序之中，因此它是“程序性”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点是学界共识。应当在国家的整个监督权力体系的视角，而非以孤立和绝对的视角来看待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角色，这样才能得出其提起民事诉讼在程序上是否正当的结论，进而决定检察机关在什么样的领域会有所作为，在什么样的领域要有所不为。
（二）检察权在民诉领域扩张的边界
检察机关负有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责，检察机关通过民事诉讼实现检察权是各国通行的做法。具体方式包括（1）检察机关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即检察机关作为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人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或政府的公益代表人的身份出现，避免由于某种原因造成的不诉、怠诉或不能诉，使公共权益或公民的合法权益失去司法保护。（2）参与民事诉讼。即检察机关在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中，作为一定权益的代表进入民事诉讼。在这一模式中民事起诉权仍归当事人，只不过法律或者法院适度地许可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无论检察机关以哪一种方式置身于民事诉讼之中，都有一个预设的角色前提，即检察机关的角色不但应当是确定的，还应当是单一和稳定的，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保持一以贯之的角色和恒定的诉讼地位，程序的特性不允许检察机关有一张令人难以琢磨的脸，更不允许它频频“变脸”，在各个诉讼角色之间穿梭逡巡。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地位的多重化容易使检察机关顾此失彼，迷失诉讼方向。权利（权力）的赋予对于部门利益而言当然是多多益善，但在扩充检察机关的诉讼权利（权力）的同时，如何保证诉讼权利体系的科学性不至于受到部门利益的影响就是一个应慎重权衡的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也要有个范围界限，其最低限度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违反正当程序的基本规则。按照程序公正的最低限度要求，法官在审判中不得存有任何偏私，而且须在外观上使任何正直的人不对其中立性有任何合理的怀疑；法官必须给予所有与案件结局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有充分陈述意见的机会，并且对各方的意见和证据平等对待，否则他所制作的裁判就不具有法律效力。[3]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下，由于检察机关的多重身份和角色介入到民事诉讼中，其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必然导致法院中立地位难保；其特殊的地位和诉讼权利（权力）也会使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对话产生困难。检察机关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介入民事诉讼，非但不能当然地带来权力扩张的结果，反倒可能引发检察机关角色的混乱和冲突。笔者认为，在目前国家法律还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的情况下，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4]必然造成司法程序的混乱和相关国家机关的无所适从，这本身就是对司法程序和司法制度的损害。相对于为国家挽回的经济损失而言，这种损害的后果可能更严重，对公众严格依法办事的法律意识也会产生消极影响。
二、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之角色冲突
建立在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基础上的诉讼角色分配理论被法学家们公认为司法现代化的基本指标。所谓的角色，在普适性的语境中是指“社会中存在的对个体行为的期望系统，这个个体在与其他个体的互动中占有一定的地位。”[5]具体而言，民事诉讼就是诉讼参与者在诉讼规范的指引下进行角色分配和自我定位的过程，诉讼参与者依照法的因素和法律规定使角色对号入座，谋得诉讼地位的同时获取相应的诉讼权利义务。民事程序的参加者在角色就位之后，各司其职，互相既配合又牵制，使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潜在的恣意受到压缩。作为民事诉讼制度中的角色分配机理，自然应把审判权和诉权的分化以及行使审判和诉权的角色的分离纳入其现代性的理论构架之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民事诉讼称当事人和法院是民事诉讼的诉讼主体。因此当事人、法院的组合方式以及对主体地位和相互关系的设置、职能或权限划分，便从形式与内容上构成了民事诉讼的基本格局。两种不同的诉讼权利或权力，共同体现、作用于民事诉讼活动中，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能构成民事诉讼。[6]即便检察机关作当事人角色出现在民事诉讼中，也必须被安排在普通当事人这一既定的诉讼地位上，并在诉讼的运作中使其诉讼行为与当事人的角色保持一致。在我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尝试中，其地位是模糊、飘忽不定的。首先，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形成多重角色，它可以提起所谓的公益诉讼；可以以抗诉的方式行使民事检察监督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检察院还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显然，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者+诉讼的发动者+支持起诉者”这种三合一式的多重角色定位，使民事诉讼存在着潜在的角色紧张甚至是角色冲突的危险。其次，这种模糊的角色出现在哪些诉讼中，其范围也是模糊的。近期我国检察机关频频出现在提起公益诉讼的实践中，其注意力大多局限于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件，而对于各国检察机关的常规民事起诉领域—— 对社会弱者的司法救助，则拱手让位于法律援助制度，由律师们去承担。重经济纠纷轻人身权利，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这是我国检察机关在检察权扩张理论的实践中陷入困顿的理念误区，也说明我国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诉讼的试验中的功利意味。
（一）我国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时与各个诉讼主体之间的角色冲突
1、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存在着不当干涉私权之虞
我国现行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形成和演变受制于特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因素，在制度层面表现为法律监督权的行使者与作为当事人这一角色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我国检察机关难以自我协调这一对角色，在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的实践中检察权不可避免地会向法律监督的职能倾斜甚至失控，造成检察监督权的对某些私权的不当干涉，伤及普通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在以下两个诉讼环节检察机关极易使自己在所提起的诉讼中处于尴尬境地：
一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后，被告人针对本诉提出旨在吞并、抵消、动摇本诉的反诉的话，作为原告的检察机关可能被置于反诉被告的地位，那么法院是否可以判决检察机关承担通常由反诉被告承担的民事责任？如果可以的话，检察机关以何种形式、用何财产来承担为民事裁判所确认的民事义务？显然，如果禁止本诉被告人提起反诉就限制、剥夺了其诉讼权利，违反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反之，如允许本诉被告行使反诉权却可能由于对方当事人（检察机关）过于特殊的身份而使其反诉的目的落空。对此，我们可用开篇所列的案件做以下假设：如被告人以售房人所售房屋存在欺诈为由请求售房人返还房款，这些案件便由所谓的“公益案件”当然地回归到普通案件的位置，那么检察机关唯一的选择就是无条件地退出诉讼。
二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实施处分行为发生困难。有学者指出：仅仅为了服从对民事违法行为监督这一目的而赋予检察院提起诉讼之权，不仅侵害了当事人通过诉讼对民事实体权利的处分权，还将动摇以当事人处分主义为构筑基础的民事诉讼自身的有机体系。[7]对所谓的公益案件，检察院提起诉讼非但达不到对民事违法行为实施监督的目的，还蚕食了当事人的处分权。首先，由于将检察机关定位于公益的代表，使得作为原告的它失去作出变更诉讼请求、撤诉等处分行为及与被告达成和解、调解协议的可能，因为此时检察机关的角色在于维护公益而非处分公益，它不能在公益问题上让步、处分。其次，由于检察机关并非是实体权利的享有者，使它不能享有请求调解、撤诉的程序权利，因为是否同意与对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既关系到当事人对是否坚持要求裁判的程序性权利的处分，又关系到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分。无法贯彻处分原则是背离民事诉讼的基本属性的。
2、检察权地位、角色的自相矛盾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既有类似于原告的诉讼地位，同时还要行使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权，这在民事诉讼的运作中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一方面它要以保护公益为己任，另一方面又要监督这些公益纠纷的解决过程，使它兼备了运动员和监督裁判员的身份，职能上的自相矛盾使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出现逻辑上悖论。我们虽然可以泛泛地讲检察机关同法院一样也是司法机关，在诉讼中起着维护法制的尊严和统一的作用。但是，在民事诉讼中法院更主要地负有维护法制尊严的职责，法院甚至独占了对民事纷争的判断权，是非曲直由法院判断，检察机关的提起、参与民事诉讼无异于有“抢镜头”之嫌。
3、检察权与审判权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现有法律监督的框架下，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可能抵消、吞并我们在审判独立方面所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就。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后，检察机关与法官的关系显得微妙起来，微妙之处在于检察机关在诉讼中所提出意见对法官将产生何种影响。检察机关的意见对法官的判断自由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和压力。这种压力已经通过诸多的案件表现出来：即便我国检察机关没有任何介入民事诉讼的法律依据，法院还是无一例外地受理并审理了检察机关发动的诉讼。尤其是检察机关享有民事抗诉权，法官如果对检察机关起诉的案件处理稍有不当，后果可能就是令法官非常不愉快的抗诉。再者，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所产生的作用会破坏法官自由心证的原则，实际上造成检察机关和法院联合办案的结果，最终导致审判权独立行使原则被架空。
（二）我国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面临的程序资源短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