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12号)
《上海市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办法》已经2001的12月24日市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2年3月1日起施行。
代市长 陈良宇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上海市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为了规范婚姻介绍机构的活动，保护征婚当事人和婚姻介绍机构的合法权益，根据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定义）
本办法所称的婚姻介绍机构，是指为征婚当事人提供婚姻介绍服务的中介组织。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婚姻介绍机构的设立、服务及其管理活动。
报社、期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传播媒体（以下简称媒体）从事婚姻介绍服务活动，适用本办法的有关规定。
涉及外国人、华侨、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地区居民的婚姻介绍、咨询服务活动，根据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条 （管理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以下简称市民政局）是本市婚姻介绍机构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本办法。
区、县民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婚姻介绍机构的管理工作，业务上受市民政局领导。
各级政府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权，做好婚姻介绍机构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五条 （行业协会）
依法成立的上海市婚姻介绍行业协会，按照其协会章程开展行业自律活动，并接受市民政局的指导，承办委托的事项。
第二章 设立及其管理
第六条 （设立条件）
申请设立婚姻介绍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服务场所，场所的使用面积不少于50平方米；
（二）有必要的设备；
（三）负责人具有大专或者相当于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四）开办资金不低于10万元人民币。
第七条 （负责人的限制条件）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婚姻介绍机构的负责人：
（一）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罪或者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执行期满未逾5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5年的；
（二）因诈骗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执行期满未逾5年的。
第八条 （申请材料）
申请设立婚姻介绍机构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设立申请书；
（二）章程草案；
（三）验资证明；
（四）房屋所有权证书或者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证明；
（五）负责人的相关证明。
第九条 （申请和审批）
需设立婚姻介绍机构的，应当向市民政局提出申请。
市民政局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5日内作出审批决定。予以批准的，颁发《婚姻介绍机构服务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不予批准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条 （婚姻介绍机构的登记）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举办的婚姻介绍机构，应当自取得许可证之日起30日内，依法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领取登记证书后，方可从事婚姻介绍服务活动。
非社会团体举办的婚姻介绍机构，应当自取得许可证之日起30日内，到工商行政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婚姻介绍服务活动。
第十一条 （分支机构的条件和审批）
经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婚姻介绍机构需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服务场所，场所的使用面积不少于30平方米；
（二）有必要的设备；
（三）从业人员不少于3名；
（四）从事经营业务活动连续两年未受过行政处罚。
申请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办理手续。
第十二条 （服务点备案）
经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的婚姻介绍机构设立服务点的，应当向市民政局备案。
第十三条 （变更、终止）
婚姻介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改变机构设立所在地、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应当向市民政局办理变更手续，并向原登记的工商行政部门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婚姻介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终止服务活动的，应当向市民政局办理注销手续，并向原登记的工商行政部门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第十四条 （网站或者网页的备案）
婚姻介绍机构在互联网上设立网站或者网页，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并向市民政局备案。
第十五条 （年检）
市民政局应当对婚姻介绍机构进行年检。年检应当与工商行政部门同时进行。
逾期未年检或者年检不合格的，不得继续从事婚姻介绍服务活动。
第十六条 （媒体的登记）
媒体从事婚姻介绍服务活动的，应当以法人的名义向市民政局登记。
未向市民政局登记的媒体，不得从事婚姻介绍服务活动。
第三章 服务规范
第十七条 （明示制度）
婚姻介绍机构应当在服务场所的醒目位置放置许可证，明示服务项目，公开收费价格。
第十八条 （证明的提供）
征婚当事人到婚姻介绍机构或者媒体登记征婚时，应当提供本人身份、职业、学历等证明；征婚当事人有婚姻史的，还应当提供离婚或者丧偶证明。
婚姻介绍机构或者媒体对征婚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有疑义的，应当进行核实。
婚姻介绍机构或者媒体发现征婚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的，应当拒绝接受和发布征婚信息。
第十九条 （婚姻介绍服务合同）
婚姻介绍机构或者媒体与征婚当事人签订书面婚姻介绍服务合同的，应当明确下列内容：
（一）服务项目、形式及次数；
（二）服务期限；
（三）服务收费标准；
（四）合同终止时征婚信息资料的处理方式；
（五）违约责任及其他需要约定的事项。
禁止从事欺诈性婚姻介绍服务活动。
第二十条 （征婚信息的公布与留存）
婚姻介绍机构或者媒体应当按照婚姻介绍服务合同的约定，如实公开征婚当事人的信息资料。
婚姻介绍机构或者媒体应当将征婚当事人信息资料在婚姻介绍服务期限内备份并留存。
第二十一条 （隐私权保护）
婚姻介绍机构或者媒体应当保护征婚当事人的隐私权。未经征婚当事人同意，不得将征婚当事人的信息资料用于征婚以外的事项。
第二十二条 （服务记录）
婚姻介绍机构或者媒体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应当做好服务活动的记录。
第二十三条 （征婚广告）
婚姻介绍机构在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征婚广告，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发布。禁止冒用其他单位的名义发布征婚广告。
征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内容。
第二十四条 （服务价格）
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的婚姻介绍机构，应当按照市民政局与市物价部门共同制定的政府指导价收费。
第四章 争议解决与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争议解决途径）
征婚当事人因婚姻介绍机构或者媒体的中介行为产生争议时，可以通过下列途径寻求解决：
（一）与婚姻介绍机构协商；
（二）向婚姻介绍行业协会投诉；
（三）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
（四）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婚姻介绍行业协会接受投诉后，应当及时处理，并将投诉及处理的情况告知市民政局。
第二十六条 （行政处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政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并可对经营性行为处以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非经营性行为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无许可证从事婚姻介绍服务活动的；
（二）经工商登记注册的婚姻介绍机构未经许可设立分支机构的；
（三）经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的婚姻介绍机构设立服务点未向市民政局备案，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未备案的；
（四）婚姻介绍机构改变机构设立地、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未办理变更手续的；
（五）婚姻介绍机构逾期未办理年检或者年检不合格，继续从事婚姻介绍服务活动的；
（六）媒体未向市民政局登记，经责令改正后，仍未登记而继续从事婚姻介绍服务活动的；
（七）明知征婚当事人提供的证明虚假，而予以发布的；
（八）从事欺诈性婚姻介绍服务活动的；
（九）未将征婚当事人信息资料在婚姻介绍服务期限内备份并留存的；
（十）未经征婚当事人同意，将征婚当事人的信息资料用于其他事项的；
（十一）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未作服务活动记录的。
第二十七条 （违反征婚广告规定的处理）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政部门移送工商行政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一）婚姻介绍机构在媒体刊登或者播放的征婚广告，冒用其他单位名义发布的；
（二）征婚广告含有虚假内容的。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02年3月1日起施行。
特殊防卫权的诠释及其构成要件
作者：夏立彬
内容搞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特殊防卫权，从某种意义上讲，特殊防卫权是正当防卫权的一种特殊形式，两者之间具有包容关系，特殊防卫权具有正当防卫权应有基本特点外，还有自身特有特点。本文就其含义进行诠释，并对其构成要件进行论述。 关键词：特殊防卫权、构成要件、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是特殊防卫权的规定。特殊防卫权外国刑事立法中也有所反映，例如瑞士、德国。特殊防卫权的设置，对于遏制和预防犯罪以及保护公民的人身利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项重要成果。
一、 防卫权条款的诠释
为了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惩罚犯罪，保护防卫人的利益，《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了特殊防卫权，但是特殊防卫权设立条款的法律用语不规范、词意不明，在错综复杂的刑事案件中，特殊防卫权可能被滥用，不利于人权的保护。为此，笔者有必要对此条款进行阐释：
（一）何为“行凶”。
在《现代汉语辞海》中，“行”是“实际地做、表示行动”。“凶”是指“杀人或伤害的行为”。“行凶”是群众性日常的用语，其内涵、外延不明确，语义含糊不清，可以是指以拳头打人或殴打他人、寻衅滋事等一般违法行为，也包括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对“行凶”的含义解释众说纷芸，第一种理解为“伤人”[1],第二种理解为“是指无法判断为某种具体的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的严重暴力侵害行为”[2]。第三种是指 “故意伤害犯罪”[ 3]，第四种理解为“使用凶器的暴力行凶”[4]，还有的理解为是“伤害和杀人”等…..。“行凶”不是法律术语，法律没有对“行凶”的含义明确地作出规定，而刑法上也没有“行凶”这个罪名，但刑事立法把“行凶”与“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并列在一起，似乎有特殊的用意。笔者以为，第一种理解有失偏颇，“伤人”的“伤”字是指“伤害”。而伤害包括肉体上和精神上伤害，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理解，伤害虽仅指肉体上的伤害，但“伤人”一词较口语化且内涵过宽，不符合刑法用语的规范性。第三种理解有局限性，若“行凶”是指“故意伤害犯罪”，那为什么不直接在条文予以规定呢？对社会危害性极大的“八类犯罪”即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刑法第17条规定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那刑法第20条第3款为啥不直接用“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又有特殊防卫权的防卫对象是针对明示暴力的犯罪行为， 虽然“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社会危害性极大，但不是一定要通过明示暴力手段才能实现的，而立法者没有把“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列入刑法第20条第3款中，这说明“行凶”有着深层的含义 。第四种的理解也不准确，对“行凶”的性质表明单一化即使用凶器,且暴力程度不明，若赋予被侵害人对此类不法侵害者实施特殊防卫，可能要牺牲不法侵害人的人权保障作为代价，这要损害刑法的公正价值，也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第五种理解违反了语法逻辑，如果“行凶”包括“故意伤害”和“杀人”，那刑法第20条第3款为什么将“行凶”与“杀人”并列规定呢？“行凶”的含义应结合“暴力犯罪”与“危及”来诠释，“行凶”应是一种暴力犯罪行为，同时又危及人身安全的行为。从而不言得知，第二种理解较符合刑事立法精神的，但是还有不周到的地方，它还不能揭示“严重暴力”的“严重程度”，结合各家之言，笔者认为“行凶”是指故意实施足以对他人致命或严重危险到他人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行为。
（二）对“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的理解。
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是指四个具体的罪名，还是指犯罪手段与此四个罪名相同或具有同样犯罪性质的犯罪行为呢？有的学者认为这四种犯罪，既是指具体罪名，也可以指四种形式的犯罪手段[5]。笔者以为，这里的“杀人、 抢劫、强奸、绑架”应是指四种形式的暴力犯罪手段，例如，用麻醉方法强奸、刑法第267条规定的抢劫罪（携带凶器抢夺）等，这些犯罪不会危及生命安全，如允许实行特殊防卫权，有悖于立法宗旨。如果是指采用四种手段所实施的触犯刑法规定某个具体的罪名，那么应对“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作广义的理解。
第一、“杀人”不仅仅指通常意义的杀人，还应包括胁迫被害人当面采用放火、爆炸、投毒等手段杀人的行为，这里为什么要当面胁迫呢？如不是当被害人的面采用放火、爆炸、投毒等手段杀害被害人，无法明确暴力犯罪是否正在进行，那无法正确地把握防卫适用的时间，可能造成事前防卫或事后防卫。
第二、“抢劫”不应仅理解为对一般财物的抢劫，还应包括对象是特殊物品、违禁品的抢劫，例如《刑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第121 条规定的劫持航空器罪，第122条规定劫持船只、汽车罪。
第三、关于“强奸”，不仅仅包括第236条第1款的强奸罪，还包括第241条第2款规定的对收买被拐卖妇女进行强奸的行为。
第四、对于“绑架”，不应单指《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罪，还应包括用绑架的手段实施的其他罪，如《刑法》第240条规定的采用绑架的手段实施的触犯的拐卖妇女、儿童罪。
第五、对四种犯罪作广义的理解，还应明确到其他性质的犯罪向此四种犯罪转化的情形，《刑法》第238条第2款规定的暴力非法拘禁致人死亡转化为杀人罪，第241条第2款规定的强奸罪，第269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但不包括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携带凶器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罪，这是刑事立法上特殊规定，此罪没有明显暴力（关于暴力含义阐述见下文），故不应赋予特殊防卫权。
（三）、对“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诠释。
第一、结合国外法和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立法精神来看，“人身安全”中所指的人身权应包括为“生命权、身体权、贞操权”等。
第二、“其他”何指？这里的“其他”应是除了“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之外的暴力行为，因为同一法条中不会出现两处具有相容关系的概括性词语，否则就应当合并“同类项”。“其他”是对刑法条文中规定的具体暴力犯罪的罪名的省略和概括，这是刑事立法的一种手段，要想把特殊防卫权的对象一一列举出来，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现实的，可以遵循一般性原则来规定。但其范围是明确的，立法者在条文中列举了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四个有代表性的暴力犯罪的罪名，用一个包容性词语“其他”以表示对没有穷尽所有的暴力犯罪罪名的省略与概括。同时，法条中列举了有代表性的四个暴力犯罪的罪名是对“其他”所概括的内容的提示。另外，“其他”的暴力犯罪程度应达到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
笔者认为，“其他”应包括《刑法》第123条规定的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刑法》第226条规定的强迫交易、《刑法》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刑法》第237条第1款规定的强制猥亵妇女罪、《刑法》第238条规定的非法拘禁罪、《刑法》第242条第2款规定的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刑法》第307条第1款规定的妨害作证罪、《刑法》第316条第2款规定的劫夺被押解人员罪、《刑法》第317条第2款规定的暴动越狱罪 、聚众持械劫狱罪、《刑法》第333条第1款规定的强迫卖血罪、《刑法》第353条第2款规定的强迫他人吸毒罪、《刑法》第358条第1款规定的强迫卖淫罪等等。
第三、“严重危及”如何把握？“危及”是“有害于或危险到”之意。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危及”应是指不法侵害可能损害到防卫人的人身安全，而不是以己经损害到防卫人人身安全作为衡量标准，这里的“危及”是或然性概念，不是己然性概念。我国是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归罪原则，要正确把握“危及”涵义，应结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且还要看暴力行为的严重性之强度。“严重”与“危及”不可分离，“严重”修饰暴力手段的强度性质，严重判断标准应以防卫人所处形势进行判断，即“防卫人正遭受着致命伤害或生命安全的紧急威胁”[6]为标准。另外，犯罪的暴力程度，一方面可以根据暴力的性质来认定，如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通常是暴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另一方面还可以根据暴力行为的后果来认定，这就结合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来认定，如果法定最低刑是三年以上徒刑的，可以说明这些暴力犯罪是达到严重的程度，如果法定最高刑是三年以下徒刑的，可以说明这些暴力犯罪是未达到严重的程度，是轻暴力犯罪。例如，《刑法》第257条规定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刑法》第277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刑法》第247条规定的暴力取证罪、《刑法》第256条规定的破坏选举罪。“危及”如何掌握呢？“危及”是修饰暴力行为后果的程度。在主观上，“危”足以让防卫人感到危险将来临且惊惶失措。在客观上，“危”有可能转化为损害“现实”的紧迫性。要掌握“危及”的涵义，根据如下公式即可，损害的现实可能性＋紧迫性＝“危及”，也就是说，如果某种暴力犯罪的存在足以使法律所保护的人身权利随时遭受不可能挽回的损失状态时，那么可以说这时人身权利所遭受的暴力侵害是处严重危及状态。
第四、“暴力犯罪”的诠释。“暴力”是指不法侵害人对防卫人的人身进行打击或强制。刑法规定暴力犯罪的罪名众多，不可能是每个暴力犯罪的都可以实行特殊防卫权，否则损害刑法的公正价值目标。这里“暴力犯罪”是特定暴力犯罪行为且是能通过有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明示的暴力)，这暴力犯罪行为必须达到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程度时，才可以允许防卫人对不法侵害人行使特殊防卫权。如果不法侵害人不是通过明示的暴力方法进行侵害的，防卫人不能得知侵害行为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一般不能适用特殊防卫条款,只能适用普通防卫权即正当防卫权。另外，这里的“暴力犯罪”的犯罪形态应是未遂状态。如果是犯罪完成形态的话，一方面这时的“暴力犯罪”的行为已停止，如允许防卫，也是事后防卫，这容易造成防卫人滥用防卫权；另一方面，如对某犯罪行为实行防卫权，则此犯罪是不可能进入完成形态的，否则失去了防卫人也没有所谓正当防卫的问题，例如杀人罪。
二、特殊防卫权构成要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特殊防卫权是正当防卫权的一种特殊形式，两者之间具有包容关系。要剖析特殊防卫权的构成要件，需在正当防卫构成要件的基础上进行。特殊防卫权具有正当防卫权应有基本特点外，还有自身特有特点：第一、保护对象的限制性，特殊防卫权所保护的对象仅仅限于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而不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财产权利等其他非人身安全的权利。第二、防卫对象的特定性，特殊防卫权的防卫对象仅限于对正在进行的诸如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及其他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第三、防卫限度无限性，防卫人在进行防卫时可以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必要求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的程度相适应。第四、防卫权的合法性，特殊防卫权是法律赋予公民保护自己人身权利的一项私力救济权。第五、防卫后果的免罚性，防卫人对不法侵害人进行防卫时，不管其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何种后果，都享有不承担刑事责任。
关于特殊防卫的构成要件，在法学界存在着好多种观点，目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特殊防卫权的成立条件应当有以下三个方面：（1）防卫的范围，必须是针对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2）防卫的时间，必须是正在进行的不法暴力侵害（3）防卫的对象，必须是不法侵害者本人[7]。
第二种观点认为，特殊防卫权的成立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防卫人针对的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主要是暴力犯罪；（2）防卫的主体是任何公民；（3）防卫人杀伤不法侵害人或损害其利益，仍是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8]。
第三种观点认为，特殊防卫的成立条件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方面：（1）前提——必须有某种特定暴力犯罪存在；（2）时机——必须是某种特定暴力犯罪正在进行之时；（3）对象——必须是针对不法暴力侵害者本人实施的；（4）主观条件——必须具有防卫合法权益的意图，即必须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权利[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