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宪法颁布30年来，我国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的理论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研究重心上的重要转移，即从对宪法解释体制的研究转移到对宪法解释本体论问题——例如宪法解释的性质、目标、方法的关注上来。这一学术研究重心的转变在进人新世纪后更加明显。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观察，我国宪法学研究重心的转变，体现了我国宪法理论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本文拟就这一转变做简要的回顾并稍加评论。
一、从宪法解释体制到“宪法司法化”
宪法解释在我国“入宪”的时间甚早。七八宪法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八二年宪法确认了这种宪法解释体制，但从八二宪法颁布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宪法学界并没有将宪法解释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我国第一部宪法学统编教材只用了很小的篇幅对宪法解释的原因和体制进行了粗略的介绍，[1]同一时代出版的两本重要的宪法学专著甚至都没有提到宪法解释问题。[2]那个时代宪法学界更为关心的倒是宪法监督（违宪审查）问题。不过从宪法学理论上说，宪法监督与宪法解释密切相关，[3]宪法解释本身也是宪法实施的构成部分，宪法监督与宪法解释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宪法学界对宪法监督体制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宪法解释问题的研究。整体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后期，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的研究重心从宪法解释的一般概念和宪法解释体制转移到法院能否进行宪法解释的问题上来。这是一个研究逐渐走向深入的过程，也为本世纪初“宪法司法化”的浪潮埋下了伏笔。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对各国宪法解释体制的介绍，以及对我国宪法解释权归属的论证。1988年发表的《论宪法解释》[4]一文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宪法解释的原理、各国的宪法解释体制。这是一篇具有综论性质的学术论文，其对我国宪法解释体制的论证深入而具体，已经显现了当代宪法解释学的某些端倪。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对宪法解释的一般概念与功能进行了介绍，例如1990年发表的《论宪法解释》一文探讨的问题主要有宪法解释的原因、解释的原则、解释机关、解释的类型以及解释的效力。[5] 1993年发表的《宪法解释之比较》[6]也是从比较法的角度，具体阐述了宪法解释的原因、解释机关、解释原则和解释的效力。由今日的眼光观之，这些文章具有论纲的性质，着眼于对宪法解释一般性问题的介绍，但无论对外国宪法解释问题的介绍，还是对我国宪法解释问题的论证都显得不够深入。
1993年之后，我国宪法学界出现主张改革现有宪法解释体制的论文。这是因为，我国现有的宪法解释体制有其固有的缺陷。现行宪法只将宪法解释权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由于繁重的立法任务在事实上无法承担宪法解释的重任，从实践层面看，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没有做出过正式的宪法解释。为解决这一实践性难题，有不少学者主张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成立专门性的宪法解释机构负责宪法解释。[7]更有学者主张由最高人民法院来行使宪法解释权。该学者认为，现行宪法将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解释机构并不合理，因为立法机关的宪法解释以其立法权为基础，为立法权本身所固有，它可以依据立法权对宪法进行解释；相反，最高人民法院却应当成为专门的宪法解释机构。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宪法并不违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为全国人大可以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推翻法院的宪法解释。[8]也有学者主张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与最高人民法院共同行使宪法解释权，即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宪法委员会，而在最高人民法院之下设立违宪审查庭来进行宪法解释；当两者的解释发生冲突时，则以宪法委员会的解释为准。[9]
由法院行使宪法解释权的理论主张，随着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齐玉苓案”作出司法解释而逐渐产生影响，尽管当时就有对此提出质疑的论点，认为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宪法解释权不合我国的宪法解释体制，[10]但“宪法司法化”的主张依然成为进人新世纪后宪法学界最热门的话题。[11]各方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由法院进行宪法解释的妥当性，但也有不少学者反对“宪法司法化”的提法，反对由法院行使宪法解释权，他们或者主张回到我国宪法确立的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进行宪法解释的模式，[12]主张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设立专门的宪法解释机构直接承担释宪职能；[13]或者主张选择欧洲大陆的宪法解释模式，设立独立的宪法法院专司宪法解释。[14]有意思的是，“宪法司法化”的主张即便在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废止有关“齐玉苓案”的批复后也没有消失，依然有学者主张法院适用宪法是我国宪法保障制度的重要特点，[15]还有学者论证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并不是排他性的，法院解释宪法不仅是法院的职权，也是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16]
单从学术讨论的频度上说，进入新世纪后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体制的探讨在逐渐淡化。其缘由似乎在于两个方面。其一，经过多年对各国宪法解释体制的介绍和对我国现有机制的研究，多数宪法学者认为，我国现有的宪法解释体制运行不利，应当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设立专门的宪法解释机构。这是一个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且极为稳重的学术主张，代表了宪法学界的基本共识。对此只需付诸实践，无需再多的论证了，而且也很难再论证出新意。其二，“宪法司法化”的论点虽然依然存在，但其学术主张却存在宪法文本上的较大障碍。我国《宪法》第67条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权，这是“宪法司法化”的论点无法回避的事实。除非修改宪法直接赋予法院以宪法解释权，否则“宪法司法化”难以实现。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没有法院进行宪法解释的制度空间，[17]继续讨论“宪法司法化”的学术意义不大。当然，总体来说，我国宪法学界30年来对宪法解释体制的探讨具有非常浓烈的“修宪思维”，无论是主张设立专门宪法解释机构的论点还是“宪法司法化”的主张，都要想方设法“完善”我国的宪法解释体制。严格来说这已经超出宪法学家的应有立场。宪法学的任务在于通过各种方法解释宪法，而不在于对既有宪法文本的批判。[18]或许在新世纪后宪法学界已经逐渐有了宪法方法论上的自觉，那种纯粹以改善我国宪法解释体制为论述目标的研究在逐渐减少，这是一扇徐徐闭合的门。
二、从宪法解释到宪法解释学
与淡化对宪法解释体制的研究相对应的，则是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的性质、目的和解释方法等本体论问题研究的强化，这是一扇逐渐打开的门。当然，如果要做学术史的探究，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一直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1988年发表的《论宪法解释》一文就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宪法解释的几项原则，即遵循制宪者意图原则、整体性原则和社会利益原则。[19]当然，那个时代对宪法解释本体论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引介性的。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有所改变，而令人惊奇的是，实际上早在“宪法司法化”浪潮之前就有学者开始将研究的目光转向宪法解释的本体论问题了。1999年发表的《试论宪法解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是最早专门讨论宪法解释基本性质问题的论文。[20]这篇论文较为详尽地讨论了宪法解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主张宪法解释既不可能绝对客观，但也不能主观恣意，而应寻求一种相对客观的解释。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看，该文对客观性和主观性的讨论，实际上是对宪法解释目标的讨论，而这是法解释学最为基本的问题。[21]2000年，又有学者从宪法解释方法的角度，评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22]与同时代人们对宪法解释体制的关注，尤其是与2001年后出现的“宪法司法化”的浪潮相比，这些对宪法解释目标与方法的讨论并不是当时宪法学的主流，但它却标志着宪法解释研究转型的开始。
进入21世纪后，虽然“宪法司法化”的讨论盛极一时，但对宪法解释本体论的研究却逐渐成为一道洪流。在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举办的“宪法解释学：基本框架、程序与方法”研讨会上，“宪法解释学”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宪法解释学被认为是解释宪法的理论、规则、知识与方法的一门独立学科，在整个宪法学知识体系中处于核心与基础的地位。[23]这一学术会议是我国宪法解释研究的重要转折点，而宪法学者对宪法方法论的逐渐自觉为这个转折的出现和深化奠定了基础，并起到了推进器的作用。2001年就有学者疾呼宪法学的研究应当“围绕规范”，主张宪法规范是宪法学的核心研究对象，而对宪法规范的解释正是宪法学的“看家本领”和“独门暗器”。[24]随着法学方法论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兴起，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强调宪法学的固有立场，主张宪法学的研究应当以宪法文本为中心，强调对宪法文本的尊重；[25]主张要以宪法文本为中心展开宪法解释。[26]可以说，宪法学者在方法论上的自觉以及对宪法文本的强调，导致了对宪法解释本体论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渐取代对宪法解释体制的研究。另外，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宪法学者即便是对宪法解释体制的研究也主张要以宪法文本为基础，而非抛开文本提出理想型的修宪建议。[27]
新世纪以来，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基本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宪法解释方法论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可谓当代宪法学的显学，成果丰硕。从发表的学术成果看，有对宪法解释方法论进行概括式讨论的论文，[28]但更多的是对某一种解释方法的专论，例如，比较解释[29]结果取向解释、[30]社会学解释方法等的讨论。[31]二是对外国宪法解释学和解释方法论的引介，主要是对美国宪法解释理论的引介，宪法学者对此发表的论文主要集中于对美国原旨主义解释方法、[32]文本主义方法、[33]德沃金的宪法解释理论等的讨论，[34]也有结合具体案例对德国宪法解释方法的介绍。[35]相比之下，结合具体案例对宪法解释方法的阐述更有针对性，令人印象深刻。三是对宪法解释专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宪法解释的基本性质、[36]合宪性推定、[37]合宪性解释、[38]宪法解释的效力等的讨论。[39]四是对我国宪法解释实践的阐述和分析。[40]
总体来说，21世纪前十年可谓宪法解释研究的深化时期，由于有了方法论上的初步自觉，宪法解释研究的范围、深度，尤其是对宪法解释方法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当然，因为宪法学界在方法论上的自觉尚属初步，对宪法解释本体论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更为重要的是，单就对宪法解释方法的研究而言，不少的学术论著尚停留于单纯就方法谈方法的阶段，自觉应用宪法解释方法论证具体宪法问题的少。宪法解释方法如果不能应用于对宪法具体条款的解释并展示其理性论证的功能，关于解释方法的研究结论或许就不具有说服力。[41]因此，对宪法解释的研究，其意义更在于将宪法解释的方法应用于对具体宪法规范的解释，在其中彰显宪法解释方法的理性论辩力和说服力。最近几年，宪法学界已经出现了具体应用宪法解释方法论证某个宪法条款和单项基本权利的学术论著，[42]也出现了应用宪法解释方法对整个宪法基本权利章进行体系化阐述的论著。[43]这是宪法解释学深化的具体表现。
三、宪法解释：对“宪法守护人”的学术监督
八二宪法已经生效实施30年。30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正式的宪法解释，虽然宪法学界也曾设法找出其认为具有宪法解释属性的文件，[44]但这样的文件屈指可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30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数以百计的法律文件。需要指出的是，释宪机关对宪法的正式解释并非宪法解释的唯一方式，立法机关根据宪法制定法律，既是对宪法的具体化，也是对宪法条款的解释和实施。[45]就此而言，可以说我国宪法的实施更多的是通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而不是通过解释宪法的方式来实施的。这就是我国宪法的实施方式，宪法学界需要面对而不是回避这种实施方式。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国《宪法》第5条明确宣布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从规范的角度看，《宪法》第5条所预设的立场至为明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未必总是合乎宪法的宗旨。因此，如果我们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当作是对宪法的实施和解释，那么依然存在一个它是否合乎宪法宗旨的问题。如何判断宪法的宗旨，如何认定立法是否符合宪法的标准，这些都是宪法解释的基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宪法学界不能放弃的学术责任。十余年来我国宪法解释研究的转型，正意味着宪法学界对我国宪法实施方式的正视。
实际上，任何国家都有一个“监督者由谁来监督（Quis custodiet custodes）”的问题，[46]这个问题不能做无穷尽的倒推，而必须要有一个终结。从比较法的角度看，美国和德国都有着具体的违宪审查机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因此被称为“宪法的守护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并非“宪法的守护人”作出的任何宪法裁判都能符合宪法的宗旨，因此美国和德国宪法学理论的一个主要目标就在于对宪法裁判的评论，即对宪法裁判机关作出的宪法裁判进行学理上的批评。这既是对“宪法的守护人”的监督，也是对宪法原则和规范的呵护，还是学术研究发挥政治功能的重要体现。我国没有类似德国和美国的违宪审查机制，但我国并非没有“宪法的守护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因此，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学术监督，就是宪法学界不能忽视的义务。反过来说，如果宪法学界一味地纠缠于对宪法解释体制的讨论，醉心于“宪法司法化”的幻想，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弃之不顾，这不仅意味着宪法学界没有正视我国宪法的实施方式，更意味着宪法学界放弃了其学术责任。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可以说美、德宪法学理论都是围绕着释宪机关的宪法实践而建立起了自己的宪法理论大厦，这些宪法理论反过来又影响到该国的宪法实践，从而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比如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霍姆斯大法官1919年在申克诉美国案中提出的“明显而现实的危险”标准，一开始只是一个刑法上的认定犯罪未遂的标准，它和基本权利的保护毫无关系。[47]不过这个标准在提出之后即受到了同时代的汉德法官和宪法学家贾菲的学术批判，贾菲同年即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战时的言论自由》的学术论文，对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的规范目的—发现真理进行了详细的讨论，[48]后来霍姆斯和贾菲还有着当面的讨论。霍姆斯显然受到了贾菲学术讨论的影响，他后来在Abrams v. UnitedStates案中就是顺着贾菲的思路，提出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的目的在于发现真理，并将“‘明显而现实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改造为“明显且即刻的危险”（clear and imminentdanger）标准。经过上述改造，发现真理即成为阐明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规范目的的重要理论，而“明显且即刻的危险”一跃成为言论自由的特殊保护标准。这个过程彰显了宪法理论对宪法实践进行学术监督的巨大意义。
对我国来说，宪法学理论对宪法解释基本问题，尤其是解释标准和方法的探究，能够为立法机关在法律制定过程中提供较为具体的指引。一般来说，宪法规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很多时候它并不能为立法机关提供具体的指引。例如根据我国《宪法》第51条的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是一个概括限制条款，立法机关可以根据这个条款制定限制基本权利的立法以维护公共利益。问题就在于“公共利益”的概念过于不确定，因此如果听任立法机关对《宪法》第51条的任何具体化立法，则任何在立法机关看来不合公共利益的行为都将不能得到宪法的保护，[49]这显然有违宪法保护基本权利的宗旨。宪法学的任务，就在于要对公共利益概念做类型化处理，并提出具体的限制标准。例如，虽然《宪法》第51条是概括限制条款，但因为宪法对各个基本权利的保护程度不同，所以各单项基本权利在公共利益的尺度上未必都有着相同的权重。[50]基本权利的这种特点，就要求立法机关在制定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时，要具体考虑各项基本权利的不同属性以及宪法的不同保护程度，从而使其所制定的法律能最大程度地符合宪法保护基本权利的宗旨。因此，未来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的研究，应当在精细化上多下功夫，通过对宪法解释方法的具体应用，而对各单项基本权利的属性、保护程度及其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形成较为成熟而稳定的理论体系。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宪法解释理论就能够对立法机关提供具体的指引，并发挥学术监督的功能。
四、结论
20世纪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体制的研究，就设立专门宪法解释机构的结论而言可谓深有共识。宪法学界的这个基本共识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回应，[51]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术研究的政治功能。21世纪以来，宪法学界出现了回归法学立场的趋势，开始强调宪法解释学在整个宪法学体系中的核心位置，主张将宪法文本作为宪法学研究的核心。这是宪法学界方法论上逐渐自觉的体现。当然，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目前还在行进当中，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方法论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共识远未形成，还不足以应用宪法解释方法就宪法具体条款达成有共识的解释方案。例如对于物权法是否违宪的问题，它显然涉及对《宪法》第12条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条款的解释，学界的争议虽然热闹，但多数属于各说各话，无法达成共识，自然也就无法履行学术监督的责任。未来宪法学要做的，就是要在方法论自觉的基础上，通过精细化的研究，逐渐在宪法解释目标、宪法解释性质和宪法解释方法等问题上构筑宪法解释的理论体系，并在方法论的基础上构建和形成对宪法条款之解释方案的基本共识，从而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形成有效的学术监督。
注释:
[1]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2]王叔文：《宪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4]甘藏春：《论宪法解释》，载《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5]王玉明：《论宪法解释》，载《现代法学》1990年第4期。
[6]张庆福：《宪法解释之比较》，载《外国法译评》1993年第2期。
[7]胡弘弘：《试论宪法解释》，载《现代法学》1995年第5期；牛凯：《完善我国宪法解释制度的几点思考》，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8]王磊：《论我国的宪法解释机构》，载《中外法学》1993年第6期。类似的观点还有苏晓宏：《论宪法的司法解释》，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0号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12年3月6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骆琳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规范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从事职业卫生检测、评价等技术服务以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实施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与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是指为建设项目提供职业病危害预评价、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为用人单位提供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职业病防护设备设施与防护用品的效果评价等技术服务的机构。
第四条 国家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实行资质认可制度。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当依照本办法取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未取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的，不得从事职业卫生检测、评价等技术服务。
第五条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资质从高到低分为甲级、乙级、丙级三个等级。
甲级资质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认可及颁发证书。
乙级资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认可及颁发证书，并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备案。
丙级资质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市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认可及颁发证书，并报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由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进行登记。
第六条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经济结构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工作的需要，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设置实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和总量控制。
第七条 取得甲级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可以根据认可的业务范围在全国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活动。
下列建设项目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必须由取得甲级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承担：
（一）国务院及其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建设项目；
（二）核设施、绝密工程等特殊性质的建设项目；
（三）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建设项目；
（四）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规定的其他项目。
第八条 取得乙级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可以根据认可的业务范围在其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活动。
下列建设项目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必须由取得乙级以上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承担：
（一）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建设项目；
（二）跨设区的市的建设项目；
（三）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项目。
第九条 取得丙级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可以根据认可的业务范围在其所在的设区的市或者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范围从事除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建设项目以外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活动。
第二章 资质认可
第十条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市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分别设立国家级、省级和市级职业卫生专家库(以下简称专家库)，由专家库专家承担相应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的技术评审工作。
第十一条 从事技术评审的专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相关专业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
（二）具有连续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三）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
（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
（五）身体健康，能够胜任技术评审工作。
专家库专家任期5年，可连聘连任。
第十二条 专家库专家不得参加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的技术评审工作。
被评审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不得聘请专家库专家为顾问。
专家库专家不得参加被评审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可能有碍技术评审公正的活动。
第十三条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市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专家库专家进行定期复审，并根据资质认可工作的需要，及时进行调整。
第十四条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申请甲级资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
（二）注册资金8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700万元以上；
（三）工作场所面积不少于700平方米；
（四）有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质量保证体系；
（五）有不少于25名经培训合格的专职技术人员；
（六）有专职技术负责人和质量控制负责人，专职技术负责人具有与所申报业务相适应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和5年以上工作经验；
（七）具有与所申请资质、业务范围相适应的检测、评价能力；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五条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申请乙级资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
（二）注册资金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400万元以上；
（三）工作场所面积不少于400平方米；
（四）有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质量保证体系；
（五）有不少于20名经培训合格的专职技术人员；
（六）有专职技术负责人和质量控制负责人，专职技术负责人具有与所申报业务相适应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和3年以上工作经验；
（七）具有与所申请资质、业务范围相适应的检测、评价能力；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 申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丙级资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
（二）注册资金3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200万元以上；
（三）工作场所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
（四）有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质量保证体系；
（五）有不少于10名经培训合格的专职技术人员；
（六）有专职技术负责人和质量控制负责人，专职技术负责人具有与所申报业务相适应的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和1年以上工作经验；
（七）具有与所申请资质、业务范围相适应的检测、评价能力；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七条 申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应当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表；
（二）法人资格证明或者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三）注册资金和固定资产的验资证明；
（四）工作场所产权证明或者租赁合同；
（五）专职技术人员、专职技术负责人、质量控制负责人的名单及其培训合格证书、技术职称证书、工作经历证明；
（六）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质量管理文件；
（七）拟开展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项目及资质等级；
（八）在申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业务范围内，能够证明具有相应业务能力的文件、资料；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资料。
第十八条 申请甲级资质，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将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申请表和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文件、资料，报所在地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核；
（二）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文件、资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对其进行初审并决定是否受理。决定受理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并将审核意见和全部申请文件、资料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三）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应当自收到审核意见和申请文件、资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组对申请人进行技术评审，并根据专家组提交的技术评审报告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经济结构、统筹规划、总量控制等要求作出资质认可决定。决定认可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颁发资质证书；决定不予认可的，应当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九条 申请乙级资质，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将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申请表和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文件、资料，报所在地的市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核；
（二）市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文件、资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对其进行初审并决定是否受理。决定受理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将审核意见和全部申请文件、资料报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三）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审核意见和申请文件、资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组对申请人进行技术评审，并根据专家组提交的技术评审报告和区域经济结构、统筹规划、总量控制等要求作出资质认可决定。决定认可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颁发资质证书；决定不予认可的，应当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第二十条 申请丙级资质，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将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申请表和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文件、资料，报所在地的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核；
（二）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文件、资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对其进行初审并决定是否受理。决定受理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将审核意见和全部申请文件、资料报市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三）市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组对申请人进行技术评审，并根据专家组提交的技术评审报告和统筹规划、总量控制等要求作出资质认可决定。决定认可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颁发资质证书；决定不予认可的，应当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第二十一条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市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统称发证机关）应当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相关专业的3至7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对申请人提供的文件、资料进行技术评审。
技术评审包括申请文件、资料的技术审查和现场技术考核。现场技术考核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核查现场有关设备、设施、仪器、仪表等；
（二）考核技术负责人、质量控制负责人及有关专职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操作能力；
（三）抽查原始工作记录、影像资料、报告、总结、档案等资料；
（四）进行必要的盲样检测。
第二十二条 技术评审工作应当自受理资质申请之日起60日内完成，并提交技术评审报告。技术评审报告是发证机关作出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决定的重要依据。
专家组技术评审和申请人整改问题所需的时间，不计算在本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期限内。
第二十三条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取得资质1年以上，需要增加业务范围的，应当向发证机关提出申请。发证机关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进行认可。
第二十四条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资质证书遗失的，应当及时在有关电视、报刊等媒体上予以声明，并向原发证机关申请补发。
第二十五条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甲级、乙级、丙级资质证书有效期均为3年。资质证书有效期满需要延续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当于期满前3个月向原发证机关提出申请，经复审合格后予以办理延续手续；不合格的，不予办理延续手续，并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第二十六条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分立、合并的，应当申请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或者重新申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
第二十七条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发证机关应当注销其资质：
（一）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或者不予批准延续的；
（二）被依法终止的；
（三）自行申请注销的。
第二十八条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不得转让或者租借其取得的资质证书。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买卖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
第二十九条 发证机关对取得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及时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一印制。
第三章 技术服务
第三十条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当依法独立开展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活动，科学、客观、真实地反映技术服务事项，并对出具的职业卫生技术报告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公开办事制度和程序，简化手续，方便服务对象，并采取措施保证服务质量。
第三十二条 取得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在批准的业务范围和规定的区域范围内开展技术服务工作，并接受技术服务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取得甲级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应当填写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服务工作报告表，报送服务所在地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并接受其监督检查。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服务工作报告表式样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规定。
第三十三条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服务时，应当依法与建设单位、用人单位签订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合同，明确技术服务内容、范围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第三十四条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从事职业卫生检测、评价技术服务的收费，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应当按照行业自律标准或者指导性标准收费；没有行业自律标准和指导性收费标准的，双方可以通过合同协商确定。
第三十五条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专职技术人员在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泄露服务对象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
（二）伪造、变造、转让或者租借资质证书；
（三）超出资质证书业务范围从事技术服务活动；
（四）出具虚假或者失实的职业卫生技术报告；
（五）转包职业卫生技术服务项目；
（六）擅自更改、简化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程序和相关内容；
（七）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故意贬低、诋毁其他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专职技术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职业卫生技术机构从业。
第三十六条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过程控制记录、现场勘查记录、影像资料及相关证明材料，应当及时归档，妥善保管。专职技术负责人和质量控制负责人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定，加强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全过程管理。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当为专职技术人员提供必要的个体防护用品。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七条 发证机关应当加强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及专职技术人员的监督检查，重点监督检查下列内容：
（一）职业卫生专职技术人员是否具备从业能力；
（二）是否按照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工作规范开展工作；
（三）出具的报告是否符合规范标准；
（四）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档案是否完整；
（五）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文件是否健全；
（六）实际操作中是否存在违规现象；
（七）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内容。
第三十八条 发证机关应当对取得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进行评估检查。进行年度评估检查时，应当征求服务对象的意见。
第三十九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要求用人单位接受指定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二）以备案为由，变相设立法律、法规规定以外的行政许可；
（三）采取任何形式的地方保护，限制外地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到本地区开展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四）干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开展正常活动；
（五）以任何理由或者方式向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收取或者变相收取费用；
（六）向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摊派财物、推销产品；
（七）在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报销任何费用。
第四十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专家库专家违反有关职业病防治的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行为，均有权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举报。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为举报人保密，并依法对举报进行核查和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弄虚作假、玩忽职守，未依法履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和监督管理职责的，依法给予处分。
专家库专家在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技术评审工作中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撤销其专家库专家资格，终身不得再担任专家库专家。
第四十二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的，不予受理或者不予颁发证书，并自发证机关发现之日起1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在申请资质、资质延续、接受监督检查时，采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的，给予警告，不予颁发证书或者不予延续。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的，撤销其资质证书，并自发证机关撤销其资质证书之日起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
第四十三条 未取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认可，擅自从事职业卫生检测、评价技术服务的，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千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千元的，并处5千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
第四十四条 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及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千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千元的，并处5千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取消其相应的资格；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出规定的业务范围和区域从事职业卫生检测、评价技术服务的；
（二）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及本办法履行法定职责的；
（三）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
第四十五条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撤销其相应资质；对相关责任人依法给予处理：
（一）泄露服务对象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的；
（二）转让或者租借资质证书的；
（三）转包职业卫生技术服务项目的；
（四）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故意贬低、诋毁其他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
（五）未按照规定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
（六）未依法与建设单位、用人单位签订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合同的；
（七）擅自更改、简化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程序和相关内容的；
（八）在申请资质、资质延续、接受监督检查时，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文件、资料的。
第四十六条 职业卫生专职技术人员同时在两个以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从业的，责令改正，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职业卫生专职技术人员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已经取得资质认可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不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资质条件的，应当依法撤销其资质。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所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市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决定。对甲级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行政处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可以委托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实施。
撤销资质证书由原发证机关决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2011年12月31日前，已经依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有关规定取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请换发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一印制的资质证书，有效期不变；有效期满后，需要继续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申请资质延续。
第五十条 为煤矿服务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及管理另行规定。
第五十一条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有关文书的样式和内容，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一规定。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职业病危害不包括医疗机构的放射性危害。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