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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罪种的合理数量及其立法反思

欧锦雄

罪种，亦称个罪，是指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具体犯罪。在犯罪种类划分中，它是最低层次的基本单位。罪名则是指罪种的名称。罪名与罪种的关系是，一个罪种只有一个罪名，且属于一一对应的关系。在制定79年《刑法》时，由于立法者受“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影响，所以，在79年《刑法》分则里只制定了103条条文，其中包含的罪名、罪种仅有140多个。但是，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立法机关不得不通过制定单行刑事法律或在非刑事法律中制定附属刑法条款的方法增加上百个罪名、罪种。换言之，在实施79年《刑法》过程中，我国刑法的罪名、罪种共有200多个。在制定新刑法典时，立法者普遍认为，为了全面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应摒弃“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为此，我国立法者制定了具体、细密的新《刑法》分则。
应该说，新刑法典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完备性，但是，新刑法典及其有关司法解释所确定的罪名、罪种竟达412个之多，而且显得繁锁、复杂。新刑法典实施后的司法实践证明，过多的罪名、罪种具有严重的弊端：它不易于广大群众学习、理解和记忆；不便于司法人员执法；增加了法学教育的难度。毋容置疑，抛弃“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是正确的，笔者并不反对在刑法分则里增加大量条文以明晰各罪的犯罪构成，但是，确定过多的罪名、罪种，笔者则持有异议。新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确定的罪名、罪种达412个，这在世界刑事立法上并不多见，这一数量不是一个合适的数量。为了使我国刑法典的分则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有必要通过对现行刑法立法的反思来探究罪名、罪种的合理数量。
一、新刑法典罪名、罪种繁多的原因
在世界各国刑事立法中，确定罪名、罪种的方式有三：（一）标题式，即在法条前面先用标题或括号明示该罪种的名称，然后，再叙述其罪状和法定刑。（二）定义式，即在法条里先描述这罪种的罪状，然后用下定义的方法来规定该罪种的名称。（三）包含式，即法条只规定罪状不明示罪种的名称，而是将罪种的名称隐含在罪状之中。（1）我国新刑法典主要采用包含式，少量罪名、罪种采用定义式（例如第382条贪污罪、第384条挪用公款罪、第388条受贿罪）。我国刑法没有使用标题式。
在我国新刑法里，对于采用定义式确定的罪名、罪种，一般不会在司法实践中产生分歧。但是，对于包含式来说，由于新刑法典规定的罪状较为复杂，所以，因理解上的分歧，将会出现确定罪种数量不一、名称不一的情况。为了克服包含式的立法缺陷，保证新刑法典在全国得以统一、准确执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1997年12月11日）（以下简称《规定》）。这样，我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确定罪种、罪名的方式，即以司法解释确定罪种、罪名。根据这一司法解释，我国现有罪种、罪名共412个。
通过对新刑法典及上述司法解释的研究，笔者认为，导致我国罪种、罪名繁多的原因主要有：
一、立法观念的原因
我国罪种、罪名繁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立法观念上出现了两个误区：
1、误以为罪种越多越能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为了使罪刑法定原则得以全面贯彻，在立法上具体规定每个罪的犯罪构成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从新刑法典分则的立法情况看，立法者的观念似乎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即以为罪种、罪名愈多愈能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由于立法者在思想上急于改变79年《刑法》罪种、罪名规定过少的状况，导致了新刑法典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后果，即罪种、罪名繁多。其实，罪种、罪名愈多并不一定就越能使罪刑法定原则得以全面贯彻，罪种、罪名应有一个合理数量。在立法时，如果罪种、罪名的分类技术具有科学性，那么，罪种、罪名在一定合理的数量下也能使刑法典全面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2、立法者误认为，一条同时具有罪状和法定刑的条款，其规定的肯定是一个独立的罪种，它必须具有一个独立的罪名
在我国刑法界，人们几乎已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在每一分则条款里，只要它同时具有罪状和法定刑，就应将该条款的内容看成是一个罪种，它应有独立的罪名。这一思维是式全面反映在《规定》里。这一思维定式不利于科学地确立我国的罪种、罪名，不利于建立科学的刑法分则体系。笔者认为，在确定一个罪种时，应根据立法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处理。有的罪种以一个条文规定即可，有的罪种则可能需要两个或几个条文的规定来确定。一个罪种与一个条文或条款并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为此，“一个同时具有罪状和法定刑的条款，其规定的肯定是一个独立的罪种”的思维定式，应予改变。
（二）立法技术原因
新刑法典罪种、罪名繁多的立法技术原因有二：
1、通过运用法条竞合的立法技术扩张罪种数量
刑法理论所说的“法条竞合”是指在刑法分则里，某一刑法规范所确立的罪种和另一刑法规范所确立的罪种存在的包容关系。法条竞合的包容关系有两种形式：一是完全包容。即一个刑法规范所确立的罪种被另一个刑法规范所确立的罪种完全包容。例如，第266条的诈骗罪完全包容了第192条至第198条的各个金融诈骗罪。二是交叉包容。即某一刑法规范所确立的罪种的一部分和另一刑法规范所确立的罪种的一部分相互包容。例如，第266条的诈骗罪与第279条的招摇撞骗罪。“法条竞合现象是一种立法现象”，（2）在制定新刑法典时，我国立法者有目的地选择了运用法条竞合的立法技术，扩张了大量的罪种，具体作法是：将一个本可独立的罪种通过法条竞合的立法技术使其变成两个、几个或十几个罪种。例如：运用法条竞合技术将第266条诈骗罪，扩张多了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等（第192-198条）7个新罪种。较典型的运用法条竞合技术扩张罪种的情况有“五大片”：1、第266条的诈骗罪与第192条至198条的各个金融诈骗罪以及第224条合同诈骗罪（完全包容关系），2、第14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第141条至第148条的各个生产、销售特种伪劣产品罪（交叉包容关系）。3、第134条重大责任事故罪与第135条至第139条以及第131条、第132条的特殊责任事故罪（完全包容关系）。4、第397条的滥用职权罪与第399条至第418条中的故意罪种（共计20个罪种）（完全包容关系）。5、第397条的玩忽职守罪与第400条第2款的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第406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第408条环境监管失职罪、第409条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第412条第2款商检失职罪、第413条第2款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第419条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完全包容关系）。
根据国家刑事政策需要，运用法条竞合立法技术制定一些特别法条并使特别法条的法定刑高于或低于普通法条，这是立法上所必需的，但是，我们不能将这些特别条文所规定的内容一概看为另外的罪种，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特别法条的内容应认为是普通法条所确定的罪种的特殊情况，尤其是在完全包容的情况下。处理时，应以普通法条所确定的罪名定罪，否则，罪种、罪名繁多将是不可避免的。
2、运用非法条竞合的立法技术扩张罪种数量
运用非法条竞合的立法技术扩张罪种数量的方法是，对一个本可独立的罪种，根据其犯罪对象或犯罪方法等分类情况，将其罪状分成几种情形，每一情形都有独立法定刑，让每一情形都作为一个罪种。这里与前一种情况的区别是，不是有目的地运用法条竞合立法技术扩张罪种。例如，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第二节 走私罪，走私罪本可作为独立罪种看待，但是，立法者将其扩张为，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等十个特定的走私罪。又例如，第305条的伪证罪、第306条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证据罪、第307条第1款妨害作证罪、第307条第2款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本可合为“妨害证据罪”一罪种即可，却人为地划分为几个罪种。
罪种并不是分得越细越好，越多越好。对于本可独立作为罪种的，如果有必要对其一些特殊情况单独分出来，并给予高于或低于一般情况的法定刑，这是立法中常遇到的现象，但是，并不一定要将这些特殊情况作为独立的罪种，可以把其作为该罪种的加重法定刑或降低法定刑的情节看待。
为了保证司法活动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在制定刑法典时应使罪种、罪名法定化，具体做法是，在刑法典里采用明示式或定义式来确定罪名、罪种。但是，我国新刑法典主要采用隐含式或立法模式来确定罪种、罪名。为了弥补隐含式立法模式的缺陷，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只好发布《规定》，采用司法解释来确定罪种、罪名。《规定》显然受到了前述立法观念误区和立法技术的影响，并据此扩大罪种、罪名的数量。目前，计算我国罪种、罪名数量的多少，一般是以《规定》确定的罪种、罪名为准。
二、判断罪种、罪名的数量是否合理、科学的标准以及确定罪种的原理
我国新刑法典保留了原刑法典以及单行刑事法律、附属刑法条款的大部分罪种，并对其予以修订，同时，还增加了许多新的罪种，可以说，新刑法典已基本上将社会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犯罪种类囊括其中。令人遗憾的是，新刑法典确定的罪种、罪名的数量相当繁多。在今后完善刑法典的工作中，我们立法目标应是，既要使现行新刑法典所规定的犯罪种类基本上都能保留在新刑法典里，同时，也要使其罪种、罪名的数量趋于合理。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应熟识确定罪种的原理，并对现在的各罪种重新界定。
在一部刑法典里，判断其罪种、罪名的数量是否合理、科学的标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刑法典里规定的所有罪种、罪名已将社会上已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犯罪囊括其中。
2、罪种的划分具有科学性。它能使罪种之间的界限明确，同时，在立法上便于构建科学的分则体系。
3、容易让广大人民群众学习、理解和记忆。与其他法律一样，刑法典是公正于众的，其主要目的是让广大群众明白理解，以自觉地遵守刑法典的规定，预防犯罪，并依法与犯罪行为作斗争，因此，新刑法典所确定罪种、罪名不得繁多，否则，不便于普法。
4、便于司法人员掌握和运用。刑法典所确定的罪种、罪名数量不应繁多，否则，司法人员在运用法律时较易产生错误。
如果说，一部刑法典所规定的罪种、罪名数量全部符合前述要求，那么，其罪种、罪名的数量较为合理、科学。我国新刑法典所确定的罪种、罪名数量基本符合第一方面的要求，但是，由于其所确定的罪种、罪名繁多，竟达412个之多，所以，不便于广大群众学习、记忆，也不便利司法人员掌握和运用。
为了使我国罪种、罪名的数量趋于合理，应在立法上对犯罪进行科学地分类（包括横向的犯罪分类和纵向的种属划分）以及科学地界定罪种的范围。根据不同的标准，对犯罪可作出不同的分类。为了建立科学的分则体系，我国刑法分则对犯罪的分类基本是依犯罪客体的不同为标准来分类，同时，还根据犯罪对象、犯罪方法等内容的不同来分类。所谓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侵害的利益。我国新刑法典根据犯罪同类客体的不同将社会上所有的犯罪分为十类，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两大类犯罪里，各自还根据次同类客体的不同将这两大类犯罪分别分为八小类和九小类犯罪（每一节为一小类）。继前面的分类之后，在各类犯罪中又根据犯罪直接客体的不同和犯罪方法、犯罪对象、罪过、犯罪主体等的不同划分各罪种。在多数情况下，在各类犯罪中，是以犯罪直接客体划分罪种的，但是，有的是以犯罪方法的不同划分罪种的，例如，诈骗罪、盗窃罪、侵占罪等；有的则是以犯罪对象的不同划分罪种的，例如，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等；而有的是以罪过的不同划分罪种，例如，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等等。可见，我国新刑法典分则的分类有一个特点：类罪、小类罪是以犯罪客体（同类客体、次同类客体）分类；罪种以犯罪客体（直接客体）、犯罪对象、犯罪方法、罪过、犯罪主体等划分。
应该说，前述的分类方法是具有科学性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从理论上说，依前述方法分类，犯罪可能存在如下多层次种属划分：第一层次：犯罪，第二层次：类罪（依同类客体划分），第三层次：次类罪（根据次同类客体划分），第四层次：再次类罪（可根据再次同类客体或犯罪方法、或对象、或罪过等划分）……最后层次为：罪种。例如，从理论上说，故意杀人罪在整体上可能会存在下列上下层次的种属划分：
第一层次：犯罪
第二层次：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 (以同类客体划分)(类罪)
第三层次：故意杀人罪 (以次同类客体划分)(次类罪)
第四层次：普通杀人罪、杀婴罪、杀害尊亲属罪等
(以再次同类主体或犯罪对象划分)(再次类罪)
第五层次：用刀杀人罪、用枪杀人罪等 (罪种)
在立法过程中，立法者可以选择第三层的犯罪作为罪种，也可以选择第四层次或第五层次的犯罪作为罪种。在一般情况下，若以第三层的犯罪为罪种，那么，罪种数量将较少，但是，若以第四层次的犯罪为罪种，罪种数量将较多，若以第五层次的犯罪为罪种，罪种数量将更多，总之，越是以往后层次的犯罪为罪种，罪种的数量将越多。根据前述分析，立法者在制定刑法分则时是可以有目的地控制罪种的数量的。为了确保刑法典里的罪种有一个合理总数量，罪种分类不宜过细，也不宜过粗，因为罪种划分过细，罪种、罪名显得繁杂；罪种划分过粗则使其犯罪特征不够具体、明显。通过对我国新刑法典分析以及综观国外刑法典，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典罪种、罪名数量应以250个至300个为宜。
三、确保罪名、罪种合理数量的立法措施
立法观念对刑法典的制定起到巨大的作用，因此，在确定罪名、罪种数量时，我们要克服前述两个立法观念的误区，正确认识罪名、罪种数量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以及罪名、罪种与刑法分则条文的对应关系。根据前文分析，罪名、罪种的数量越多，罪刑法定原则并不一定就越得以全面贯彻；一个既具有罪状又具有法定刑的条文，并不一定就确定了一个罪种。据此，在立法技术上应摒弃原有的思维定式。为了确保在刑法典的罪名、罪种具有合理数量，可采取以下几个立法措施：
1、将法条竞合的两个、几个、甚至十几个条文仅作为一个罪种予以规定
如果有目的地运用法条竞合的立法技术将某一罪种的条文扩张为多条既有罪状又有法定刑的法律条文，那么，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竞合的法条都属于同一个罪种的法条，在立法上，可以将这些竞合的法条作为一小节，其节罪名即为其具体罪名。例如，刑法分则第三章的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第140条分别与第141-149条竞合，这些竞合的条文共构成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这一罪种，其罪名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又如，第134条（重大责任事故罪）分别与第135条至第139条以及第131条、第132条竞合，这些条文可归为一小节，共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这一罪种，其罪名为“重大责任事故罪”。如果法条竞合属于完全包容式，就一定将其竞合的条文只作为一个罪种看待。但是，如果法条竞合属于交叉包容式，那么，在一些情况下，还是可以将其作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罪种予以规定，第266条的诈骗罪与第279条招摇撞骗罪；可把其作为两个罪种予以规定。
通过将具有法条竞合关系的数个罪种作为一罪种，可大大减少刑法典罪种、罪名数量，例如，如果我们将前述“五大片”具有竞合关系的罪种分别只作为五个罪种规定，那么，刑法典即可减少50左右个罪种、罪名。
2、将一些具有相同特征的、较为相似、相近的罪种合并
对于现有的罪种，如果有些罪种的犯罪构成诸要因素（犯罪客体、犯罪时间、犯罪地点、犯罪方法、犯罪对象、犯罪主体、犯罪的故意、过失）中个别因素有异，而大多数要素是一致的，那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现有的两个或几个或十几个罪种合并为一个罪种。例如，第305条伪证罪、第307条第1款妨害作证罪、第307条第2款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几个罪种合并为一个罪种“妨害证据罪”，又如，第163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第385条受贿罪和第387条单位受贿罪合并为一个罪种“受贿罪”即可，等等。对于这些合并后的罪种，也应把其作为一小节予以规定，其中根据不同情形可确定几个不同的法定刑。其节罪名即为具体罪名。
通过将一些相似、相近的罪种合并同样可以大大减少刑法典的罪种、罪名数量。下面是部分可以合并的罪种：
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

杨东


本文论及夫妻共同财产执行中的几个常见问题。文章自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到夫妻一方作被执行人时对另一方的追加，以及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三个方面。因本人从事执行工作时间尚短，许多问题尚未深刻理解，只期本文能有抛砖引玉之功。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对夫妻财产及债务的处理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然而，即使经过了法院的判决，在民事执行中的夫妻财产及债务问题仍旧是比较突出的问题，难以妥善解决。执行中的夫妻财产及债务问题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夫妻一方作为被执行人时另一方的追加问题，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下面分别论述如下：
一、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在执行中，所依据的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支付令等法律文书，本文暂以判决书为例进行分析），所载明的义务负担人可能为夫妻双方或夫妻一方，以及有夫妻承担不同责任的情形。若夫妻双方为义务的共同负担人，执行中自然以夫妻共同财产及夫妻双方的各自财产分别执行。问题在于，如生效判决中，仅仅列名夫妻一方为义务承担人时（离婚、抚养费等纠纷暂不讨论），如何确定可以执行的财产范围。
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是夫妻共同承担的债务，究其根源，是夫妻双方对负债同时或之后获得了利益。以夫妻双方名义共同负债，自然可以直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案件审理中，夫妻为必要共同诉讼人。在执行中，夫妻双方均为被执行人。如夫妻一方婚前以个人名义负债的，债权人是否有权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规定，“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个人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可见，一般情形下是不能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除非债权人能够证明负债的利益为夫妻所共享。但这一举证难以实现，一者婚姻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即如果负债人在婚前负债，并用于购置财产用于婚后生活，但上述财产的所有权仍旧为夫妻一方所有，债务人随时有权不经配偶同意而自行处分上述财产，债权人难以确定债务人配偶是否真正获得利益。二者，婚前负债，用于婚后生活的，除了价值比较大的财产如房屋、车辆外，债权人无法证实债务人是自行消费或挥霍，还是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中。
婚后的以个人名义负债的情形较多，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应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除非债务人的配偶能够提供相反的证据。虽然以个人名义举债，及时所借款均用于个人利益，但对于夫妻这一经济共同体来说，一方受益，意味着家庭受益，经济共同体受益。夫妻一方经商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一方经商所得利益早已施之于其配偶。至于刑事附带民事责任产生的赔偿债务，因刑法的基本原则是责任自负，由刑事责任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也应当由犯罪人自行承担为宜，不应扩大为夫妻共同债务。比较有争议的是过失犯罪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是否能够扩张为夫妻共同的赔偿责任，例如交通肇事最的附带民事赔偿责任。有申请人坚持认为，婚姻关系既然有享受婚姻的利益，必然也应承担婚姻带来的负担。债务人驾驶车辆，其配偶在其平时即已经享有此利益，至于发生交通事故，债务人被认定同时构成交通肇事罪，由此带来的赔偿问题同样是驾驶车辆本身存在的风险负担。确实，在过失犯罪而导致的附带民事赔偿责任中，若债务人的配偶不承担责任对债权人十分不利。此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从立法意图上看，是债务自负，谁负债谁承担为原则，负债产生的利益转移负债则承担转移为例外。类似的，在执行中，申请人表示被执行人的借款被用于家庭的农业生产和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及抚养，既然被执行人现无力承担还款义务，应当由被执行人的有履行能力的成年子女承担。债务人以自身名义借款，原则上应由债务人自行负担债务。若有充分证据证实债务人的借款被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依据上述立法意图，可以裁定由被执行人的子女承担还款责任。当然，在无明确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况下，中国又无判例制度，应该没有哪个法官敢以自身工作为赌注作此判例的。
婚后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负债的，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付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两个例外情形是，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债务为个人债务或债权人知道债务人与其配偶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两种情形下，均要求夫妻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具体到执行工作，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变更和追加执行当事人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第四条规定，除法律文书确定为一方的个人债务外，一律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既然是推定，已同时赋予了债务人的配偶提供相反证据，来推翻此法律推定的权利。同时，这也是，对债务人的配偶的举证责任的规定。
二、夫妻一方作为被执行人时，对夫妻另一方的追加
案件执行中，经常有这样的案例，乙以个人名义向甲借款，因无法偿还借款被甲诉至法院，法院判决乙承担偿还借款义务。执行中，甲要求追加乙的配偶丙为被执行人。在执行中，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在诉讼过程中，甲未将丙列为共同被告，应视为其放弃对丙主张权利，故而在执行阶段，甲亦无权要求法院追加乙为被执行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律及司法解释已明确规定，以夫妻一方名义借款，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丙作为乙的配偶，理应对乙借款及被诉的事实知情，其未出庭丙主张权利，应视为其对夫妻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承认。
综合考虑现实情况及法律规定，本人倾向于第二种观点。
上述观点的争议焦点在于，在执行中，对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应当强调债权人的诉讼责任，还是应当强调债务人配偶的共同责任。
按照第一种观点，无疑，甲丧失了对丙主张权利的可能。则甲为实现债权，只能要求乙以其个人财产或其夫妻共同财产中个人所占份额来偿还借款。若在执行中，法院驳回甲的追加丙为被执行人的请求，甲亦不可能通过诉讼程序，由审判庭确认丙的共同责任。因为，审判庭将依据一事不再审原则，以甲乙之间的借款纠纷已经由法院审理并作出生效判决为由驳回其诉求。这样一来，甲的债权将遭受不能受偿的重大风险。乙个人承担对甲的还款义务，而乙的收入中却全部为夫妻共同财产，即只有乙收入的一半可以通过执行而还款。对于丙的收入，虽然亦全部成为乙丙的夫妻共同财产，使乙享有同等份额的产权，但对于甲来说，要去调查证实丙的收入情况是几乎不可能的。况且，丙尚未成为执行案件的当事人，甲调查丙财产状况的权利来源让人质疑。
那么，甲为了保护自己的债权，就有必要在法院立案起诉时，将乙丙夫妻二人均列为被告。但实际操作起来，又让甲遭遇困难重重。当事人在法院申请立案的条件之一是有明确的被告，到底怎样才算明确，法律即司法解释亦不是十分明确。前些年法院的判决书中对被告的描述常常是“某某，男，汉族，成年，住××街××路××号”。显然是原告不了解被告的出生年月日，但因为可以提供被告的姓名、性别、住址而给予立案。在日常交往中，也确实很难让当事人对与之交往的人熟悉到明确其出生日期才敢于向其借钱。但在上述案例中，让甲清楚丙的姓名及工作单位或住址无疑是困难的。甲可能从未见过丙，也从未听乙谈起过丙，甲对丙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法院要求甲在起诉书中列明丙的情况，应当说是比较困难的。
对于第二种观点，反对意见称，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将丙追加为被执行人将损害丙的利益。因为，在原诉讼中，甲为要求丙承担责任，丙并非诉讼案件的当事人。而当甲持生效文书要求执行时，如法院支持甲的请求，则剥夺了丙对原诉讼案件程序权利的行使。丙感到很无辜。一个与其无关的判决，在执行中，竟通过追加使其承担责任，这实际上已侵害到其实体权利，是否追加应当通过诉讼程序解决，而不应当在执行程序中解决。
从表面上看，执行程序中追加丙作被执行人，即使经过了听证程序，即使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没有差错，即使原债权债务的审理并无疑问，未经开庭审理而让一个第三人承担责任是不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的。然而,上文已经分析过，要求甲在起诉乙时一并将丙列为被告或是在执行程序中甲另行提起追加被执行人的确认之诉均是不可能的。丙对于甲来说是第三人，甲对于丙来说又何尝不是第三人。甲乙之间是合同关系，乙丙之间则除了合同关系之外还有人身关系。丙对于乙的了解程度要远远大于甲对于乙的了解程度。考虑到乙丙的特殊关系，对丙的要求大于对甲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夫妻之间，同床共枕，应当对配偶的经济往来十分了解。而夫妻关系，是属于私人生活空间的活动关系，对于甲是无法也不应当了解过多的。
从婚姻关系来看，男女两人之所以结为婚姻，无非是想获得婚姻的利益。然而，婚姻给男女双方带来婚姻利益的同时，必然也带来婚姻的负担。而这些利益及负担无论夫妻双方如何分配，对于婚姻之外的第三者来说，是不具有对抗效力的。故，对于甲来说，乙丙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甲对乙主张权利，也就意味着甲对丙主张权利。乙丙之间是内部矛盾，乙丙与甲之间是外部矛盾。从物理学意义讲，乙丙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甲施加于上的外力所带来的影响不起作用。
夫妻之间共同债务承担是连带清偿责任的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生存一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意味着债权人可以直接要求生存一方承担全部责任。夫妻双方均健在时，既然是共同债务，对外仍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连带责任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有比较特殊的规定。但这一责任的理论基础何在？有合伙说，保证说，以及代理人。
合伙说认为，合伙组织中，各个合伙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故在诉讼中，其由主要负责人参加诉讼，诉讼结果对所有合伙人有效。个人合伙中，各个合伙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在诉讼中，全体合伙人为共同诉讼人。全体合伙人可以推选代表人参加诉讼。显然，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全体合伙人均具有效力。夫妻关系在财产上属于一种特殊的合伙关系，即夫妻双方对外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则当甲起诉乙要求偿还借款时，法院应当依职权将丙列为共同被告。
保证说认为，连带责任经常出现于连带保证中。对于连带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条规定，“…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除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外，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的，可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夫妻关系所产生的财产关系应视为相互之间对共同债务的连带保证责任。甲完全可以在诉讼中不将丙列为被告，而在判决生效后在执行程序中，要求丙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当然，夫妻之间的连带保证责任，不同于普通连带保证的保证期间，基于其人身属性，对共同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持续到债务清偿完毕（夫妻一方去世仍不能免责）。
代理人说认为，夫妻关系在财产方面表现为一种特殊的代理关系。夫妻一方可以代理另一方进行对共同财产的处分，也可以代理另一方与外界发生其它经济活动，产生一系列的债权债务关系。除非夫妻另一方有明确反对的意思表示，应视为其对行为方活动的认可。当然，夫妻一方的代理不仅体现在代理其配偶的财产权益处分上，也同时在处分者自己的财产权益，从本质上，其代理是对家庭经济活动的代理。故，乙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其出庭产生所诉讼结果，当然对丙产生效力。
基于目前法律对夫妻的财产关系属性并无任何规定，为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本人倾向于代理说。生效判决对丙同样具有效力，但在执行程序中，要把判决书中未规定承担义务的丙列为被执行人，需经过执行听证程序，并由合议庭作出裁定进行被执行人的追加。对于法律完善的建议，本人认为，夫妻关系体现在财产关系上，其实质就是一种临时的合伙关系。合伙协议就是结婚证书，当然夫妻双方还可以自行订立补充协议，对双方财产关系作出不同于婚姻法直接规定的补充。合伙基于离婚而终结，但在合伙期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合伙人（夫妻双方）均对外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婚姻这一特殊合伙关系，因其即无“字号”，有无主要负责人，故在诉讼中，应当被列为共同诉讼人，且因其对夫妻债权债务具有不可分性，夫妻双方在诉讼中应当为必要的共同诉讼人，在原告仅起诉夫妻一方时，法院应当将夫妻另一方列为共同被告。当然，这有待法律或司法解释作出具体规定后才具有实践意义。
在当前的法律规定下，执行阶段的人民法院并非无可作为。首先，婚姻法及其解释（二）已经明确，夫妻对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变更和追加执行当事人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第四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除法律文书确定其为个人债务外，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可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共同财产由债务人一方的配偶占有时，可以追加其配偶为被执行人。”该条文对夫妻债务作共同债务的推定，即夫妻一方负债，只要债务人的配偶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实有法定的两种情形外，债权人均有权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而，对债务人的配偶所提供证据的审查必然涉及到债权人债务人的实体权利，应当通过诉讼解决。则，如果债务人的配偶在执行中提供证据，欲证实该债务为债务人的个人债务，虽可即时提起诉讼，根据生效文书效力大于未生效文书及申诉、再审不停止执行的原则，债务人的配偶的权益可能会无法有效保护。故，当债权人起诉夫妻一方之时，债务人的配偶参加诉讼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因该诉讼若债权人的债权得到确认，即由法律推定为债务人的配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债务人的配偶应当以必要共同诉讼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当然，上述“征求意见稿”并非生效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但其至少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种倾向性，对基层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三、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
认定了夫妻共同债务，追加了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必然带来夫妻共同财产执行的问题。但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与上述两个问题并非存在一致性。执行中遇到的情况有，夫妻共同债务对共同财产的执行，夫妻共同债务对夫妻一方财产的执行；夫妻一方个人债务对个人财产的执行，夫妻一方个人债务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
（一）、夫妻共同债务对共同财产的执行。生效法律文书如果将夫妻双方均确认为义务承担主体，在执行中，夫妻双方自然成为共同被执行人。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程序，与一般的案件执行程序并无差异，保留作为被执行人的夫妻双方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即可。只是如果被执行人将夫妻共同财产转移为家庭财产，产权人并非夫妻二人，而是家庭中的子女或父母时，因目前法律并未规定可以追加被执行人的子女或父母为被执行人，执行工作就很难开展。此时，对债权人的救济措施只有严格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追究被执行人隐瞒财产拒不申报及转移财产的责任。为了执行工作及当事人举证的便利，最高人民法院应及时出台有关家庭财产归属的法律推定的司法解释。
（二）、夫妻共同债务对个人财产的执行。基于财产关系的合伙属性，在执行中，应当先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当夫妻财产不能完全清偿债务时，产生对夫妻双方个人财产的执行。
（三）夫妻一方债务对个人财产的执行。此种情况下，因并未涉及夫妻另一方的利益，在此不作讨论。
（四）夫妻一方债务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之所以夫妻一方个人负债要执行夫妻共同财产，是因为债务人对夫妻共同财产享有权利。夫妻对财产的共有是共同共有，此种共有条件下，夫妻双方对财产不存在权属份额，夫妻双方对财产享有平等的处分权。要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必然要涉及到债务人配偶的利益。执行中一种比较流行的做法是让债权人提起析产诉讼或争得财产共有人同意处理共有财产的意思表示。有债权人提起过析产诉讼，被审判庭以申请人对夫妻共同财产不存在利益关系为由裁定驳回。要债权人争得财产共有人的同意，可以想象，谁愿意法院强制执行自己所共有的财产，难度较大。类似情形的案件，若未能寻找到被执行人的其它个人财产，均要裁定中止执行。这样一来，债权人的利益无疑受到了侵害。问题在于，若强行处理被执行人与其配偶所共有的财产，被执行人配偶的权利如何保障？本人认为，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用婚姻利益与婚姻负担的原理，应继续执行夫妻共同财产，而不需争得债务人配偶的同意。在处理过程中，因采取评估、拍卖产生的费用负担，因急于变现财产而降价处理财产带来的损失，应视为被执行人配偶的婚姻关系所带来的负担，要自行承担。至于财产份额，为保障被执行人配偶的利益，可将执行财产变现款的一半留给被执行人配偶，即财产共有人。财产变形过程的费用支出，由财产变现款的另一半中优先支付，剩余款项用于清偿债务人的债务。根本的，还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执行被执行人在共同财产中的财产份额时的具体操作规定，以做到有法可依。
以上是本人对夫妻共同债务执行的一点粗浅看法，不当之处还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