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土地整治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土地整治条例
（2010年11月30日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和规范土地整治工作，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提高耕地质量，保障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土地整治及其相关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土地整治，是指对田、水、路、林、村等实行综合治理，对自然灾害损毁或者生产建设活动破坏的土地进行复垦，对宜农未利用土地进行开发，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的行为。
第三条 土地整治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整治专项规划，坚持因地制宜，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率。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整治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土地整治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各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所属土地整理开发机构负责土地整治的具体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改、财政、农业、林业、水利、环境保护等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土地整治的有关工作。
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参与、配合做好土地整治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土地整治从业单位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相应资质，并向省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备案登记，纳入管理。
第六条 市、州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实际制定耕地耕作层保护相关规定和政策措施，鼓励占用耕地的单位将所占用耕地耕作层的土壤用于新开垦耕地、劣质地或者其他耕地的土壤改良。
第七条 对在土地整治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和计划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土地整治专项规划,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土地整治专项规划经批准后，不得擅自修改。确需修改的，按照程序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经批准的土地整治专项规划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土地整治专项规划和上级下达的补充耕地年度计划，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土地整治年度计划。
第十条 土地整治项目中的土地开发，不得在大于20度的坡地进行。禁止在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地质遗迹保护区、森林公园开垦耕地；禁止毁坏森林、围湖造地或者侵占江河滩地开垦耕地。
第三章 项目申报和审批
第十一条 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乡、镇人民政府及农业、水利、林业等部门进行土地整治项目的申报。
第十二条 申报土地整治项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整治专项规划和年度计划；
（二）符合生态建设、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
（三）规划新增耕地率应当符合土地整治有关规定；
（四）经项目涉及地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第十三条 土地整治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实行分级审批。
土地整治项目经批准后，由县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逐级报省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章 项目实施
第十四条 经批准获得土地整治项目的申报单位为项目承担单位。
第十五条 项目承担单位应当依法通过公开招标确定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工程的施工，依法通过公开招标、邀请招标或者委托等方式确定具有相应资质的监理单位进行工程监理。
除桥梁、防洪堤、水坝、隧道、水电安装等工程外，项目施工费在50万元以下的土地整治单体工程，不受本条例第五条的规定限制，由项目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放弃承包权的，依法公开招标。
第十六条 土地整治后的耕地耕作层、平整度、灌排水条件、道路以及生态保护措施等，应当符合省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工程技术标准。
第十七条 项目竣工后，项目承担单位向批准项目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项目验收。批准项目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并出具验收文件。
第五章 项目资金管理
第十八条 土地整治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及指标流转价款、土地复垦费和土地出让金收入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部分等。
第十九条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财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年度统筹安排，实行分级管理，专项用于耕地保护、基本农田建设、土地整治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支出，并落实到项目。
第二十条 耕地开垦费由建设项目占用耕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
耕地开垦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管理，专项用于土地整治项目及土地整治工作。
第二十一条 指标流转价款用于新增耕地指标收购储备和实施补充耕地项目，以及土地整治项目库和新增耕地指标库的建设、运行、维护等。
第二十二条 财政性资金以外的其他资金投资土地整治项目用于自行占补的，其土地整治项目的申报、审批、验收、新增耕地合格证的核发和备案等参照本条例相关规定执行。
自行占补新增耕地指标有余的，由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收购。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审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土地整治财政资金的监督和管理，严格资金使用方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截留、滞留、挪用、挤占、超范围使用、超标准开支土地整治财政资金。
第六章 新增耕地指标管理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耕地占补平衡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负责，组织完成补充耕地年度计划。
第二十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建立补充耕地储备制度，确保建设用地项目补充耕地与土地整治项目相挂钩，实现先补后占。
大、中型水利、水电项目库区建设的耕地占补平衡，可以向省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经有权机关批准后实行边补边占。
第二十六条 项目验收确认的新增耕地指标，由组织验收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新增耕地合格证。
项目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新增耕地合格证逐级报省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新增耕地合格证由省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编号和管理。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本级新增耕地指标库，新增耕地指标纳入县级以上新增耕地指标库管理。
第二十八条 新增耕地指标经依法批准后，可以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流转。
经省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新增耕地指标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跨市、州、地流转；经市、州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新增耕地指标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跨县级行政区域流转。
第二十九条 土地整治项目涉及土地权属调整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在禁止开垦区内进行开垦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一条 土地整治从业单位违反有关标准、规定、设计文件和合同要求，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截留、滞留、挪用、挤占或者超范围、超标准开支土地整治专项资金，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处分。
第三十三条 在土地整治工作中，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的土地整治从业单位，是指涉及的项目测绘单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项目规划设计及预算编制单位、项目施工招标代理单位、项目施工单位、项目施工监理单位和项目竣工决算审核单位。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的指标流转价款是指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单位为履行耕地占补平衡义务购买新增耕地指标的价款。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2011年3月1日起施行。
2011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出台，全国上下一片欢呼，条例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取消“行政强拆”，新拆迁法取消了地方政府决定强制拆迁公民房屋的权力，公民房屋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得到了更多的一些保护，至少政府失去了领导一句话就突立即强行拆除的生杀大权，作为被拆迁人不用整日的担惊受怕。
但是笔者认为虽然强拆权取消，但并不意味着强制拆迁地方政府强制拆迁的冲动能得到抑制，据笔者知悉不少地方虽然没有直接强拆但其强拆的意图依然是磨刀霍霍，变相强拆屡屡皆是，其恐怖程度丝毫不下于强拆。
作为一名拆迁律师笔者认为，行政逼拆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其逼拆手段之恶劣无异于强拆，如安徽歙县笔者遇到这样一个案件：交警大队某中队指导员鲍家欣因被政府列入某项目的拆迁范围内，该县决定由公安局局长保户做鲍先生思想工作，（注：中纪委要求：严禁公安警察参与征地拆迁），由于顶头上司来动员拆迁鲍先生赶到压力特别大，不久由于不同意签字鲍先生被单位停职要求签字之后上班，鲍先生妻子为减轻丈夫的压力被迫与其离婚，自己承担房屋拆迁的所有事项，岂料该县公安局称：你们夫妻是假离婚，你必须作通家庭思想工作签字拆迁。不久为加快逼迁进度该县领导由国土资源局以没收为由对鲍先生的房屋进行行政处罚，意图强制拆除。
此类事件在绝非仅仅是一个个案，据笔者了解陕西周至县实施的中国楼观道文化展示区项目需占地33平方公里，在某村拆迁过程中没有发布《征收土地公告》要求征地和拆迁，由于该村部分群众长期不同意拆迁，村中出现大批社会人员，号称：不拆杀死，拆拆拆，杀杀杀；泉州晋江洪先生由于不同意拆迁补偿标准，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称将按照“两违”建筑将其房屋拆除..... 行政处罚、按违章处理、停止公职等一切由行政机关掌握的权力都仍然出现于拆迁；税收、工商、消防、国土、建设、卫生等一切可以动用的部门总是为拆迁冲锋陷阵，由此可见行政强拆虽然取消，但是行政逼拆方兴未艾，一种变相的强拆依然在严重侵犯被拆迁人的权益。
行政逼拆是盲目追求政绩的结果，不好强拆只好逼拆。
根据多年的职业经验和社会实践，笔者以为在新拆迁法出台、禁止行政强拆的大环境下，行政逼拆现象产生、蔓延是强制拆除的心态在某些地方领导心中仍然没有消除、是片面追求政绩的结果。
在新拆迁法出台之前，由于可以通过责成部门强制拆除的方式，地方政府强制拆除公民房屋非常方便，只要经房管部门作出一个裁决，县政府便可责成行政部门强制拆除，而且行政诉讼不影响强制拆除决定的执行，为地方政府的强拆大开方便之门。
但是由于新拆迁法出台之后取消了地方政府强拆权，而是转为司法强拆，故某些地方政府为实现以前一样的高效率拆迁，往往利用行政权限逼拆。
司法强拆审核相对严格、时间较长，是地方政府热衷于行政逼拆又一重要原因。
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按照新拆迁法的规定不仅取消了行政强拆，而且司法强拆在诉讼期间也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出台，给司法强拆权给予了更严格的限制，使强制拆除的行使已经不可能拥有以前那样的速度，甚至在诉讼期间要停止，这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主要精力集中到动员拆户上，而对于不愿意拆迁的人员只好通过逼迫的方式达成。
由于实施行政逼拆的幕后指使者往往是地方政府的领导，故胁迫者一般有恃无恐明知自己的目的不正当，但还是肆无忌惮，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执法人员不愿意实施逼拆行为但是迫于上级压力没有办法，只好将道德和法律抛于脑后。如安徽歙县国土资源局在对鲍家欣先生进行行政处罚时讲到：领导安排的我们也没办法。一句话道出了行政逼拆的玄机。
我国大量被拆迁户的房屋手续不全,给行政逼拆制造了契机。
在我国公民自建房屋，特别是农村的房屋一般手续不全，房产证和土地证都具备的比例很小，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用地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规划、建筑方面手续齐全的则少之又少，同时政府部门往往在拆迁前几年就作出了规划，冻结拟拆迁区域内的所有房屋手续的办理。由于这样的原因地方政府往往抓住公民房屋手续不全，利用《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建筑法》等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对号入座，不签字就按照违章建筑、非法建筑处理，被拆迁人只好签字。
其实这种手段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这种手续不全的原因不是来自于拆迁户而是执法落实不到位等社会原因造成的普遍现象，针对房屋登记手续不全的情况，《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专门规定了对登记不全的房屋进行调查、核实、认定，对于认定合法的要予以补偿；国务院《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也要求对于历史原因造成手续不全的房屋予以补办手续，所以拿着行政处罚的幌子来胁迫被拆迁户是极端的错误，也是不符合政府的执政为民原则的。
行政强拆的主要手段是行政处罚、停止公职等行政手段，甚至夹杂了犯罪行为。
为逼迁所实施的各种行政手段从目的上来讲是违法的，由于意识到这一点地方政府往往会找一个合法的理由来进行掩饰，这就产生了安排规划、土地等部门检查房屋手续是否齐全；税务部门检查税收问题是否可以抓漏洞；工商部门寻找日常经营行为的问题；甚至计划生育、不给小孩上户口等都成为逼迁的手段，其影响涉及的公民和企业的方方面面，只要被这些部门盯上你不拆都不行，只要被这些部门盯上你就是去了在这里立足的根本。
行政手段固然是逼拆的主流，但是行政机关组织拆迁中也难以避免出现犯罪行为，如某县为实施拆迁雇佣的拆迁公司人员素质极端低下含有大量社会流氓混混，对群众实施恐吓等方式逼迁，笔者以为这属于有组织、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临时组织、是带有黑社会的性质，如果达到一定程度应当属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地方政府是拆迁的主导者，同时又掌握着行政处罚的权力，当有人不配合的时候，盲目利用自己的权力来作为拆迁的筹码，几个部门包下一家进行联诛、对拆迁户的亲属株连、纵用社会人员实施口压迫群众是非常恐怖的行为，如鲍家欣事件，公职被停、夫妻被迫离婚、房子将要被没收，这一系列的问题说明一级地方政府如果把行政权力用到极致来对付一个普通老百姓是多么可怕。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设想自己身处安徽歙县鲍家欣事件、泉州晋江洪昭权案件、陕西周至道文化展示区拆迁事件中，身处同类事件之中、身处同样的政府权力之下的进行感受——所谓“感同身受”。笔者关注的绝非这几个案件中的公正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从法治层面上根本性地解决行政权力的边界问题——这一问题困扰我们多年，而在以上三个案件中表现尤烈，是关乎一级政府如何与民众处理基本关系的大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可以解决“一名公民如果在某个问题上让政府不如意就在一个地方无法立足”的问题。
行政逼拆折射出恐怖的现实：一个地方政府，当它特别强烈地想要办成一件事的时候，能够想得出怎样的办法、用得出怎样的权力。这种权力的直接承受者可能是部分公职人员、可能是存在一些问题拆迁户，而其实际影响所及，无疑是更广泛的社会公众，是整整一个地方社会。正是政府放大了它的权力，使它的触角伸展到家庭，伸展到公民其他的权利领域。这种过于强烈的行政意志和行权力度，可能使其“治下”的民众陷于绝望之境，鲍家欣家庭出现为此事而离婚的事例就是证明。如果一个政府行使其权力到了能够直接导致家庭破裂、社会失范的地步，那么这种行政可以说就是暴政，而无须问行使权力追求的目标是否公正了。 行政逼拆反映出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权力“过大”的问题。政府的各项行政权，大都有其合法的来源，大都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行、政府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当它们针对各种不同的对象分门别类地单独使用的时候，可能是公正的，也可能是不公正的。但是，当所有这些权力集中起来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来针对一个特定的对象的时候，肯定就是不公正的——哪怕这些权力要实现的目标是多么“正义”。这是程序的公正问题，而不是实质的公正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清晰的意识到了这些问题，2010年国务院下发《关于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严格征地拆迁管理的紧急通知》随后国务院废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出台新拆迁法，中央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连续针对征地拆迁问题下发紧急通知，严格要求禁止暴力等不正当手段逼迁，如此强大的政策法律攻势下某些地方政府还在搞如此野蛮的逼拆，令人无法置信，无法置信什么样的法律、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抵制地方政府逼拆的冲动。
